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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祁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
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
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
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秽闻”
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
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
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
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
的发生。
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
他们十一月八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
。
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
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
之责的铁甲车。
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
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髙了。
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
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
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
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
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
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
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
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
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
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
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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