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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
“多数”
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能害贤，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
——所有的“少数”
——便诉之于武力了。
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
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
……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
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迫他们的“多数”
屈服。
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
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地站在上面，像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3），因为风平浪静而没法前进，不胜焦灼地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
——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其不意地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
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
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
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
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
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
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至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
——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
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
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
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
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
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
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4），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
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地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
加奈莫名其妙地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
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至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
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
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
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地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
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儿，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像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
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
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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