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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
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连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
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
，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连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
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
，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地做出来给我们看过。
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己氏闹翻了脸。
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
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
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
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
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
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地不大规模（或正式）地请客。
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
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
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
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
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
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总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
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总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
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尤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
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
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
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广平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
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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