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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在这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平常在报纸上发现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
但这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
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张爱玲文中所提到的秋翁先生就是平襟亚。
《语林》杂志的钱公侠同意发表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话》时，也让平襟亚写了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与之并发，免得别人说自己看法偏颇、有失公正。
平襟亚在文章里列清了张爱玲收取稿费的详细账目和清单，最后说：“物证尚在，还请张小姐前来查验，倘若有诬陷，愿受法律制裁，并刊登各大报纸广告，不论若干次地向张小姐道歉。”
显然，这场屡见报端的口水官司与之前的笔墨官司有共同点，均是将舆论中心放在张爱玲身上，用来扩大自己杂志的影响力。
平襟亚要的是读者关注，张爱玲解释的是清白及在读者眼里的形象。
钱对于两者来说是次要了，因此谁也不会将事情搞得太僵。
目标到了，便各自收兵回营了。
盛名下的张爱玲，成了大小杂志和报馆争抢的对象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弟弟张子静和爱人胡兰成也不例外。
张子静和同学张信锦几个热血青年人凑一起，谈及抗日战争、内战政治时局和人生命运时，忧国忧民起来，心血一**便在1944年10月创刊了《飙》，征集了爱国作家及鲁迅研究者唐弢，圣约翰大学校友、剧评家董乐山，东吴系女作家领军人物施济美等人的作品。
张信锦还不满意，还想弄一篇更像样的文章，于是对子静说：“你姊姊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子静想想也是，既然有这样方便的条件，何不求一下。
于是寻个吉利日子，与杂志社的邵光定一块儿去了爱丁顿公寓。
走近公寓，张子静停下来细细想了想，与邵光定商量说：“我自小受姐姐教训，她与我说话是不会客气的。
现在她又是上海滩大红大紫的作家，找她约稿的都是上海有名气的大杂志，姐姐也像写作机器一样整日坐在家里写稿，怕是不会为没名气的刊物写。
若她当着你的面回绝，那面子上也要过不去。
我是她弟弟，平日里听她的训教惯了，自然是无所谓的。
不如你留在这里等，我自己上去与她商量如何。”
邵光定听了觉得在理，便站在楼下门口等。
张子静硬着头皮上了楼，张爱玲见他来，一脸的疑问。
张子静说明来意，张爱玲果然一口回绝道：“你们这样不出名的刊物我是不能写的，那样会败坏了我的名誉。”
想了想，张爱玲眯起眼在桌上挑了一副素描递给他：“这张你拿去，可以做个插图。”
张子静也不敢多说话，拿了插图下楼，与邵光定会合去了。
邵光定一听有些沮丧，也没有意外。
张信锦听了说：“这是意料中的，这样，你写一篇与你姐姐有关的文章，也可以。”
张子静顿时忐忑起来：“姐姐看了若不高兴，在别的报纸上写个否认声明什么的，到时我们的新刊该多尴尬。”
张信锦想了想：“不会吧？你是她弟弟，再说我们只写她的光彩，怎么会告呢？”
张子静想想也是，便写了《我的姊姊张爱玲》，这是他在杂志上唯一发表的文章。
创刊后，张子静拿样刊给姐姐看，姐姐也没反对。
不过这并未让杂志《飙》持续下去，只出了两期，就因缺少资金而告吹了。
11月前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不久，他也创刊了《苦竹》杂志。
若说张子静是借姐姐的光发了文章，胡兰成的《苦竹》便是夫妻档了。
杂志封面是炎樱画的竹子，张爱玲发表了大量文章。
第一期张爱玲又重发了《自己的文章》，另外还发表了《谈音乐》和《桂花蒸阿小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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