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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翻了一下：尽管一直铭记那些告诫，我对生活还是发了言，有的未必合口径。
然而我居然能安然无恙至今，证明八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与五六十年代的还是有所不同。
我庆幸自己在掌握分寸之余，还是坚持了言必由衷的原则，没写让自己事后脸红的什么。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
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
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
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
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
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
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
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
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人这一生，要过许多关，其中之一是子女关。
我看到不少人自己廉洁正派，可轮到为子女奔职业，奔这奔那时，就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一九五七年后我们的处境很恶劣，我和洁若还是不遗余力地培育了孩子。
尤其那困难的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对高级知识分子补贴的营养品我们都轮不上，洁若就把每月配给来的有限的一点糖和油都尽量留给孩子吃，我也当然配合。
“文革”
期间当周围的红色海洋几乎把我们淹没，除了那本小红书什么也不许看时，我仍督促他们画中外历史纪年表和世界地图，启发他们对大小环境的认识。
工资降了好几级，仅够糊口了，我们还省吃俭用，为他们买钢琴，买画箱、颜料和画板，带他们去音乐会听贝多芬，去公园写生。
当然，我们也感激他们。
当我的右派身份在孩子面前暴露无遗，他们眼看着我挂了黑牌跪在自家院中挨斗时，他们非但没像旁人家的一些子女那样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揭发、唾骂甚至殴打、背弃我们，而且个个都分担了我们的屈辱，骨肉之情始终也没割断过。
如今，我高兴他们都是要强的孩子，各自走上人生的征途，没有依赖思想。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
十八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
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
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
这因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二十九岁时，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
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
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
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
我跌入感情的真空。
一九四六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
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
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
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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