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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七八万人，并不易守，还是全据长江的有利。
如此，才决计袭取荆州。
可见在下流方面，孙吴亦不易进取，而曹魏在这一方面的压力却颇重。
原来刘琮降后，曹操要顺流东下，不过一时因利乘便之计，若专欲剿灭孙吴，自以从淮南进兵为便。
所以赤壁战后，曹操曾四次征伐孙权（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从这一方面来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孙吴所以拒之者，实在今濡须口一带。
此为江东的生死所系，都金陵，则和这一带声势相接，便于指挥。
又京口和广陵相对，亦为长江津渡之处，曹丕曾自将自此伐吴，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与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顾右盼之势，孙权所以不居吴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实在于此。
此不过一时军事形势使然，别无深意。
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始终未能恢复北方，论者或谓金陵的形势，欲图进取，尚嫌不足，后来宋高宗建都临安，或又嫌其过于退守，谓其形势尚不如金陵。
此等议论，皆太偏重地理，其实南朝之不能恢复，主因实在兵力之不足，当时兵力，南长于水，北长于陆，水军之力虽优，足以防御，或亦可乘机为局部的进取，然欲恢复中原，则非有优良的陆军，作一二次决定胜负的大战不可。
且身临前敌，居于适宜指挥之地，乃一将之任，万乘之君，初不必如此。
孙权虽富有谋略，实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轻率之性质，观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
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
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
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
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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