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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其中一个克隆体（或者说，一大批克隆体）犯了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然后主动自首，准备承担后果。
那么，你应该起诉谁呢？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於这些克隆体之间的“连接紧密程度”
。
如果他们確实是完全独立的个体，那么就只有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要么是无辜的，要么可能是共犯。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投票权。
但如果他们仍然属於同一个“超级意识”
，那么所有克隆体都应该被认定为有罪，而且他们甚至连一票都不应该拥有——因为通常情况下，重罪犯是没有投票权的。
当然，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还存在一个非常模糊的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中，你既能看到他们属於“单一意识”
的证据，也能看到他们拥有“独立人格”
的跡象。
这可不是科幻小说，在小说里，结局往往会被描绘得黑白分明、简单清晰。
所以，此刻我建议你听从自己的直觉：你认为他们是拥有各自投票权的独立个体，还是应该被认定为有罪的“集体意识”
？
我们先换个角度来思考，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但请你记住自己此刻的答案。
如果说我们的本质是所有经歷的总和，那么增加或减少某些经歷，就会改变这个“人”
本身。
假设我们拥有编辑记忆的能力，比如可以刪除一段痛苦的经歷。
有些人会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正是由这些或好或坏的经歷塑造而成的。
另一些人可能总体上同意这个观点，但会提出：“你看，这个孩子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被残忍地杀害，我们不必刪除『父母死亡这件事本身，但至少可以把她目睹杀人过程的那一分钟从她的记忆中抹去。
这样一来，她依然记得父母已经去世，但不会再承受那段恐怖画面带来的创伤。”
这种说法確实很难反驳。
不过，最大的爭议点可能在於，她还是个孩子，我们是在替她做决定——即便她非常愿意接受这种记忆编辑。
但她毕竟还不是成年人，无法独立做出这样的选择。
反过来想，如果我们给一个孩子“植入”
记忆呢？比如，把一场数学讲座的內容植入到他的记忆中。
对於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替你去听了一场数学讲座，然后把讲座內容的记忆转移给你，同时也转移给了其他人，那么拥有了这些记忆的你，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
这与观看这场数学讲座的高清录像有本质区別吗？或许没有太大区別，就像是观看一场超高清晰度的录像而已。
但这个问题其实很棘手，因为它似乎暗示著，此刻我的一部分身份正在“烙印”
到你的身上——而事实上，这种说法也並非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的性格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是他们將自己的特质“烙印”
在了我们身上。
而且，与我们互动的人，確实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身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的本质是记忆的总和，而我克隆了一个与自己在意识和身体上都完全相同的克隆体，这个克隆体在被创造出来后立刻就犯了罪——那么，即便我没有扣动扳机，也不记得这场犯罪，我们也很难证明我是无辜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能需要採用“积极辩护”
的方式——即在法庭上，被告需要主动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由控方来证明被告有罪。
比如，“鲍勃射杀了托德”
这一事实，或许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地被证明（比如鲍勃自己承认了），但鲍勃声称自己是出於自卫，那么他就需要证明这一点。
回到克隆体犯罪的案例：我们可能会辩称，那个克隆体存在精神问题，或者犯罪的动机是在克隆过程之后才產生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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