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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外星访客打招呼，才能避免引发星际外交事件甚至战爭呢？宇宙浩瀚而古老，拥有数十亿乃至数万亿颗恆星，其中许多恆星周围可能孕育过生命，甚至诞生了文明。
倘若真是如此，迄今为止，这些外星文明似乎都十分“低调”
。
但总有一天，我们或许能够与它们交流、互动，並最终有望实现共存。
当然，“共存”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它可能意味著彼此互不干扰，也可能意味著爆发战爭；可能涉及贸易、友谊，也可能形成联盟。
想像与外星文明相遇、相识固然有趣，但从现实角度来看，科幻作品中那种高度的合作、深厚的友谊，甚至跨物种的爱情，很可能並不现实。
我们將分析其中的原因，同时探討从生理层面到宇宙层面，此类共存尝试可能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今天，我们首先聚焦心理层面。
人们很容易回顾人类的过去，以人类分散部落之间的相遇为类比，但从本质上讲，所有人类都拥有基本相似的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我们几乎相同的生理结构。
即便如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仍造就了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难以跨越文化界限。
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的行为受文化影响极深，这可能导致行为模式和人生重心发生重大改变。
那么，在另一个恆星系统下进化而来、甚至可能不依赖相同核心生物机制的外星智慧生命，其思维方式会与我们有多大差异呢？
让我们设想一个假设案例：某个外星物种在各方面都与人类几乎相同，唯独其生理结构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段內迅速衰退——每个人最多活到72岁，上下误差不超过1年，除非死於意外或疾病。
试想，这种寿命限制会对它们的死亡观產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它们或许会將一生精確地划分为不同阶段，比如六个12年的生命阶段：0-12岁为童年，12-24岁为青年，以此类推。
它们可能会在24岁时结婚，且绝不与年龄相差超过1岁的对象结合，因为这样就能避免一方必然比另一方先离世的情况。
仅仅因为这一个看似微小的差异，它们可能会对时间和日历有著极其严格的规划，极度厌恶浪费时间或迟到；可能会投入全部精力发展医学，以求突破寿命限制，也可能將延长寿命视为“对抗命运”
或“窃取后代资源”
的行为。
即便与我们只有这一点不同，这样的外星物种在我们眼中也会显得异常怪异——毕竟，我们很难遇到在思想或身体上与我们如此相似，却又存在这种关键差异的生命。
再试想，如果某个外星物种的幼崽像与人类体型相近的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只需2到3年就能达到生理成熟，这样的文明又会是怎样的呢？它们还可能形成婚姻、学校教育、紧密家庭关係这类概念吗？
又如，哪怕是一些更细微的差异——比如只能看到黑白两色的单色视觉，或是拥有像猫一样能转动、从而更精准定位声源的大耳朵——都可能对它们的语言发展、艺术创作或日常生活產生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无法確定dna是碳基生命唯一的遗传物质。
毕竟，除了dna中含有的四种胺基酸，以及rna中用尿嘧啶替代胸腺嘧啶、且为单链结构（而非dna的双链结构）所使用的四种胺基酸之外，还存在十多种其他胺基酸。
更何况，生命构建所需的胺基酸远不止我们已知的这些——这还仅仅是建立在“生命必须依赖胺基酸作为生物蓝图”
，甚至“生命必须是碳基”
的假设之上。
如果存在硅基生命，它们或许会进化出天然的半导体，作为神经和神经元的替代结构。
这类硅基生命可能体型微小、寿命短暂，但思维速度极快，能在短短几个月的客观时间里，体验到长达数千年的主观生命。
同样，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群体生物”
。
我们体內的细菌数量与人类细胞数量相当，而人类细胞中，大部分只是简单的血细胞。
我们身体的其他细胞依赖线粒体提供能量，而线粒体本质上就是一种与我们共生的生命体。
由此推想，有些外星生命的“大脑”
可能是由更明显的群体生物构成的——比如，一个由昆虫或微生物组成的神经网络“蜂巢”
，通过这些微小生物的日常活动和运动来模擬神经元的功能。
阿拉斯泰尔?雷诺兹在他的短篇小说《冰川》中，就构想了这样一种智慧生命：一座冰川就是一个“大脑”
，其“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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