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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政和外交。
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国为止，大约二十五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二十一年（自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
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了以中书省为主。
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
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宰相。
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
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
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
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
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
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牒所做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
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过。
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杨再思等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自己服务。
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
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
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二十七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
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主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
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对于科举制的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
开殿试、开武举，首创糊名、誊录，独重进士科，以词赋文采作为录取标准等举措，无一不为后世借鉴沿用。
唐代科举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后成倍增加，拜相人数自她登基以后大幅度上涨，因此无法否定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以科举出身者为中心。
不过她在大兴科举的同时，轻儒学，废学校，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奴婢部曲制度的打击。
唐代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
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以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
汪篯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个人认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处。
武氏对于农业的重视，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认可。
做皇后期间她便多次主持劝课农桑的亲蚕仪式，上书建言十二事里也着重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以她的名义编写删定了一本名为《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发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统治者御撰的农书。
登基为帝后她重视兴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达二十多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统治天下四十五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苏、广西，北至青海、内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九万亩之多。
尤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手工业等均进步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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