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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的独占欲空前加强，凡是和李治过于亲近的人物都受到严密监控，必要时不惜加以铲除，以确保自己对李治的绝对影响力。
长孙无忌犯过的错误，她绝不会再犯。
这并不太容易，人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只因做贼的可以随时乘隙而动，防贼的却需要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保持警惕。
然而武后的确是个异类，她真的可以做到随时随地如影随形，紧跟到底，绝不言累，事无大小，必定参与。
想想她七八十岁才做女皇，别的女人在她那个年纪就算跟人说话都会不知不觉地睡着，而武后却能日理万机依然事事亲历亲为，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她年轻时精力过剩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也就不难想见了。
到最后做贼的都累了，防贼的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遇到这种老婆，恐怕任何男子都只能甘拜下风。
其二，麟德事件也让她意识到男子的善变和帝王恩情的脆弱易断。
如果说杀女夺嫡让她变得心狠手辣，养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习惯，麟德事件便将怜悯、信任和恩情等等字眼从她的字典里彻底抹去，成为一台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
在铲除长孙集团的过程中，武后的手段虽然令人胆寒，但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她的人还存留着一丝温情，说得上有恩必报，而麟德之后她和朝臣的关系就只能用利用和算计来形容，无论是助她夺得帝位的裴炎和程务挺，还是帮她坐稳天下的来俊臣等酷吏，均是利用完了就杀，再也没有什么念其旧恩的顾虑。
对于武后来说，世人可以简单地归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是不可以利用的，前者是活人，后者是死人，或者是她即将要处死的人。
君臣关系开始由互相信任的所谓鱼水之情，变得小心翼翼，充满了试探和怀疑。
这样的转变，素来为人所指责，然而不幸的是，武后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登临帝位，牢固地掌握天下近二十年，而玄宗对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的过度信任却令得大唐盛世差点毁于一旦，是耶非耶，谁能说得清呢？
既然两次攻击均来自于外朝，武后再也不满足于仅仅待在深宫之中，要求走上前台参与监控皇帝和朝臣的谈话，确保没有丝毫潜在的危机存在。
或者是为了向妻儿保证自己不会再起二心，或者长久的依赖已让高宗不知如何拒绝妻子，他竟然答应了武后的请求。
早在永徽年间废后之战激烈之时，武后就曾在高宗的默许下偷听他和众位辅政大臣的交谈，如今得以制度化。
高宗每次上朝，皇后必定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
唐代常用“圣人”
指代帝王，帝后临朝，共决国事的局面正式形成，史称二圣临朝。
北朝素有主妇当家的传统，前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首开皇后参政揽权的先河，每次文帝上朝，独孤皇后必同辇陪随，及阁而止，令宦官侍立于文帝身旁，大小动静，随时传报。
文帝退朝，皇后必定亲迎，车驾同返，共商政事，时有二圣之称。
高宗之所以会答应武后的请求，时人也不以为非，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
纵然如此，皇后公然走上前台垂帘听政，也说得上史无前例了，武后的地位和权势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然而，《通鉴》说从此之后高宗成为傀儡，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却未免太过夸张，也与事实不符。
武后的心腹李义府并未因此还京，两年后帝后泰山封禅，李义府精心炮制了一篇贺文，希望能挽回上意，过两天圣旨下来，大赦天下，唯独长流人不赦，李义府激愤之下，死于当地。
如果武后真如司马光所说那么大权在握，又岂会坐视？从麟德元年之后的官吏升迁来看，也很难看出武后的势力有明显增长。
两位重量级人物开始步入大唐权力中心。
名将刘仁轨被拜为宰相，他是李义府的死对头，当然不是武后的人。
曾经因为议论武后不堪为后而被贬西域的裴行俭则被提升为安西大都护，手握重兵，治地万里，成为大唐的擎天支柱。
名将苏定方从辽东战场上退下来以后，认为世上唯有裴行俭可传其兵法，于是收裴行俭为弟子，尽传其所学。
名师出高徒，裴行俭不负所望，自己学成出师不说，还为苏定方**出一众出色的徒子徒孙，经裴行俭点拨培养成才的部将有抗击突厥的名将王方翼、程务挺，一生连败突厥默啜可汗和吐蕃战神论钦陵、号称名将杀手的黑齿常之，日后发动神龙宫变重复李唐社稷的御林军首领李多祚等人，全是初唐史上声名赫赫、翻云覆雨的人物，所荐贤才后来官至刺史、将军的更达数十人之多。
安西大都护府简直成了大唐的名将培训基地。
裴行俭文武双全，高宗极为倚重，“卿文武兼资，今故授卿二职”
。
在高宗的信任下，裴行俭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主持改革大唐的文官铨选制度，确定了以“身、言、书、判”
来选官的四条考核标准：一曰身，谓体貌丰伟，指官员举止优雅，合乎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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