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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
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
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
，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
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
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
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
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
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
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
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
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
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
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
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
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
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
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
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
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
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
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得以印证。
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655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
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
（一）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
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
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及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
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
（二）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初唐名将，军方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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