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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口自永徽三年（652年）的三百八十五万户，增长至神龙元年（705年）的六百一十五万户，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长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统治时期基本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天灾人祸。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武周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
有学者认为武周的经济发展是初唐的马鞍型低谷，因其发展速度不及贞观，经济规模不及开元，但这本身就表明武周时代的经济有继续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武则天的统治不力，是不恰当的。
武氏经济方面的失分一在于逃户，二在于恶钱。
史书上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武周时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应是事实。
只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并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减少等自然迁徙的因素，武氏对逃户采取了宽容态度，允许他们在新乡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带来的压力。
然而无可否认，户籍的疏于管理对于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于禁断恶钱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时代，还令宋璟头疼不已，直接导致了他罢相。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渐趋奢靡，广建宫室，修明堂，立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府库为之耗竭。
考虑到老太太毕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临死前过把瘾，这心态也颇可理解，毕竟天下哪有那么多大公无私的帝王。
不过不管怎么花钱，武氏始终注意不超越最后的底线，她会去敲诈胡商，向僧尼收税，甚至要求京官减两月俸禄来筹钱，但决不去动用为赈灾而设的义仓，不去卖官鬻爵，比她儿子还是强多了。
文化建设则是武氏的强项。
《全唐诗》将有唐三百年**归功于太宗名下，但文艺之盛实始于武周时代。
贞观仍处于南北文风交融的时期，君臣致力于淳风俗教化，将文学视为点缀升平的余事，虽然喜爱，却并未全情投入。
而武氏对于文学的醉心自非贞观君臣所及，由她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文变成了词藻文采，带动文风大畅，名家辈出。
先后出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号称“燕许大手笔”
的张说，首位史学理论批评家刘知几等等，沈宋奠定律诗雏形，陈子昂高举建安风骨，上官婉儿引领宫廷诗人，可谓星光熠熠，开盛唐时代文坛繁盛之先声。
这期间的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也极一时之盛。
这可从唐人的诗文笔记中看出，当时的社会开放而宽容，男女都很喜欢户外运动、歌舞及宴饮。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
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华严宗、禅宗和律宗，隋唐八宗里就占了三个宗派，其间出现的译经大师有实叉难陀、义净等。
道教的地位虽比李唐时有所下降，但她并未着力打压，反而肯定“老子化胡”
为事实，道士马元贞等也颇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俨的关系更是为人熟知了。
域外宗教如摩尼教也在这个时候传播于中原。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的内政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说功大于过应不为过。
个人认为其最大弊政在于法制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虽然这些不能以国计民生的硬指标来衡量，但影响深远，诚为憾事。
军事外交方面是武皇最受人诟病之处，岑仲勉便尖锐地指责她“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
，以此否认她的政绩。
比起太宗高宗时代天可汗对外战争中的咄咄逼人威风八面，武周的对外战绩的确不理想，但也不像有些网文渲染得那样夸张。
以她最为人指责的契丹营州之乱为例，从头到尾也就扰攘了一年左右，只是老太太喜欢改年号，东一个万岁通天，西一个万岁登封，好端端的一年里就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很久。
对付吐蕃的战绩也不算差，安西四镇在垂拱年间失去，但也是在她手里夺回来的，并力排众议派驻军队常驻四镇，从而结束了四镇建立以来一直不稳定的局面。
又于长安二年（703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唐代西陲军府二元化的管理体制自是形成。
自她收复四镇以来，至安史之乱爆发，西域一直牢牢掌握在唐军手里，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野心，也遏制了后突厥帝国的势力扩张。
因此日后突厥无法南下侵唐，也无法染指西域，终至渐渐败亡。
然而她对付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默啜可汗老奸巨猾，又有一个中国通暾欲谷做军师，对于不谙军事的武皇来说，的确很难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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