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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历史演义中的王者不需要有任何才能和个性，只需要拿出天命和正统的牌子，自会圣天子百灵相护，英雄豪杰倾心归附。
所以《三国演义》里把刘备演绎成一个只会哭的窝囊废也没有关系，皇叔的金字招牌却万不可丢。
而这正是武后的软肋，她可以凭才能掌控天下，可以凭威权慑服天下，却无法让天下人真心信服一个女人会是顺天应命的正统所继。
这一点，甚至她自己都没有信心。
有道是缺什么补什么，就像金庸写武侠小说读者多多，本人却总是希望人们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而尊敬他一般，武后这一生对于名字和称号这类东西有着走火入魔般的偏执，大约也正是她自感“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越发执著了吧。
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武后何以会对民谣祥瑞这类能显示她天命所归的事物如此热衷，即使明知作伪也不在乎，因为这至少表示出别人对她统治的肯定和认同吧。
于是，麦生三头谷长三穗是祥瑞，母鸡长出鸡冠学公鸡打鸣是祥瑞，某地突然钻出一个土堆也是祥瑞……敬献者和上表恭贺者总能得到她的大笔封赏，这些说法不免让人觉得可笑，有人更因此说她是迷信狂，然而一个由社会底层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峰的人物风光背后的悲哀，又岂是旁人能够体会得到的呢？她要求的，也不过是个认同而已。
然而忠君的正统观念，正是维系中古社会的道德支柱，武后纵然才冠天下，权倾天下，也无法取得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不过或慑于威权，或趋于利益，未能行诸于外而已。
垂拱二年（686年）新丰县有山踊出，已被她**得服服帖帖的群臣相与上表，恭贺这是天降祥瑞嘉勉太后的政绩，却有平民俞文俊上书，说无故踊出座土山，就像人身体不适才会长疣赘一样，哪里是什么祥瑞，明明就是灾变！
如今太后女处阳位，主宰天下，故此上天特地示警，要太后修身养性，否则必遭天谴。
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突然冒出这样的不谐和音，太后不禁大怒，判他流放岭南，后为六道使所杀。
俞文俊的生死在武后的执政生涯中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冯宝宝主演的香港版《武则天》中把他编排为武后的初恋情人，在此顺带提一下。
此外，作为平民的俞文俊冒死上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说明反对女主执政的呼声仍很强烈，局势仍然不容乐观，起码在武后看来很严重。
她除了建立告密制度和起用酷吏以威慑天下之外，只有静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俞文俊是个儒生，武后实在讨厌儒生，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心怀耿耿说三道四。
原本武后对儒学没那么大意见，好歹也是社会主流思想，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
她也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称帝的理由，武后亲自主持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
唐代科举初立，一些规定跟其他朝代颇有不同，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
常举即考生自己带着身份证明到州县报名（“怀牒自列于州县”
），州县考试合格后称为贡士，到京参加考试。
制举则为天子下诏求贤，百官推举，被举荐者即被称为贡士，直接赴京应试。
唐代的殿试，便是天子亲临殿廷主持制举考试了。
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武后御洛城南门，亲策贡士于洛城殿，《通鉴》有云“贡士殿试自此始”
，认为科举制中的殿试自此创立，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但细细推究，却大有商议之处。
为了这次殿试，武后提前一年就下诏要文武百官五品以上的荐举贤才，特别注明人数不限多寡。
及至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考试正式开始，由四方八面赶来应试的考生足有上万名之众，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
武后希望能从中选出一些为自己称帝掌政服务的人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临考，所问均是她关心思考的时政问题。
因考生上万，科目又多，考试持续了数日之久，可谓盛况空前。
洛城殿位于洛阳宫城西南，东为集贤殿，西为丽景夹城，南望洛城南门，北眺饮羽殿，气势雄伟，庄严巍峨。
遥想当日帝国精英齐集于斯，翰墨留芳，满纸云烟，太后御殿临风，亲发策问，衬着丽日青天，宫阙万千，那种锦天绣地、满目俊才的盛唐气象，势必让人永生难忘。
武后一面起用酷吏打击政敌，一面想方设法网罗人才，这正是她的政权能维持不倒的原因。
她杀的人不少，提拔的贤才也同样多，不管是厌恶还是尊敬，她都有足够的理由独占你的爱恨。
载初元年（690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夕，为女主天下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便成了武后关心的首要问题。
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
于是，类似“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衷”
之类的句子[63]，频频出现在她求贤的诏令中。
然而儒学和女政治家当真是天敌，太后的心思固然明明白白，但翻遍儒家典籍也找不出一条过硬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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