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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常为后来人诟病,但按照唐制,由刺史而升宰相的并不少见,何况皇帝任用岳父为侍中,政治敏感性远比任用其他亲信官僚为轻。
然而唐代出旨权为中书省所控制,皇帝的这一主张立刻遭到了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坚持认为不可。
当时裴炎为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如果皇后的父亲做了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裴炎的地位必然大受威胁。
皇帝再三催逼,裴炎坚决不肯受命,不由得勾起年轻皇帝的心头旧恨,忍不住大怒:“就算我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是我的事,有何不可!
怎么就做不得侍中?”
裴炎骄狂已惯,何况哲本来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合适君主。
他若是有把哲放在眼里,当初就不会绕过嗣皇帝奏请太后掌政,他既然敢这样做,必然就有预料会招致皇帝的不满和报复。
得到中宗这样的回复,裴炎立刻告诉了太后。
武后本来就在踌躇以何种理由收回权柄,裴炎的告发无疑又是一个机会,此时中宗的皇帝位还没有做满一个月。
从飞骑口吐的“反言”
看来,中宗似乎也曾拉拢过羽林军但被拒绝,事后羽林军抱怨武后的封赏不够。
武后和裴炎商量的结果不谋而合:既然哲如此不识相,干脆废了他,另立豫王旦为天子。
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还引进了另一位关键人物——中书舍人刘祎之。
刘祎之为北门学士之首,既是武后的心腹,又是豫王旦的老师,曾两度出任旦的王府司马。
旦对他极为尊敬,视之如师如父,双方关系亲密。
他也赞成废中宗,让自己的学生上台。
裴炎身为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足可左右政府中枢,两位羽林军首领均投效于他,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迫中宗就范。
刘祎之为北门学士时就已为武后夺权出谋划策,深谙政治斗争的三昧,一番筹谋,计议已定。
议立的豫王旦为武后第四子,原名旭轮,今年二十二岁。
旦是高宗最小的儿子,因此备受疼爱,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三岁即拜单于大都护,都是极为少见的恩遇。
旦性格柔顺,伶俐乖巧,很会撒娇,因此成年之后父母也舍不得让他出阁,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书,有学者气质而无政治家的性格。
[55]旦本来是一位亲王,虽然娇生惯养经常撒娇,谁也没有把他当皇储来培养要求他坚韧刚毅,倒是很具亲和力。
当时以文臣为主的宰相集团对他都颇有好感,人前事后打的旗号都是“废昏立明”
,可以相信这也许的确是裴炎、刘祎之等人行废立事的动机,是他们用来说服自己是为国家社稷考虑而不出于个人私心的自我安慰。
然而旦的性格较哲更具依赖性而易于掌控是事实,以当时的情形看,朝臣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新皇帝。
他们指责哲的愚笨而不听劝谏,其直接导火线就是皇帝欲立韦玄贞为侍中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初唐时代的儒家思想尚未变异成对道统的执着维护以至于对自身思想的压抑和束缚,一切仍存在未定性的生机和无限可能,唐人仍带有先秦时纵横家的气质,玄武门事变后东宫官员多改事太宗,时人并不以为非,即是因此。
是以朝臣们并不特别在意礼仪和宗法,“但为李氏子孙便北面而事之”
,这种思想贯穿了有唐一代。
放在高宗末年太子三换的情况下,朝臣们有此想法不足为奇。
对于刘祎之来说,旦本来是他的学生,存有一份私心。
对于裴炎来说,中宗如此不给面子不如换个年纪小的皇子试试,历来太后专权不出后宫,外朝总需要朝臣配合代理操控,他可以继续专权执政。
对于程务挺等武将来说,本身和裴炎渊源极深,他们关心的是帝国官僚体制下本身的命运,只要对自己有利,对于坐在龙椅上的是哪位皇子并不在意。
他们是将武后权力合法化的重要力量,而哲的失位,正是从未得到他们支持的缘故。
诚如黄约瑟先生所言,高宗的去世,正值唐朝处于权力交替仍未完成的过渡阶段,而皇储行为的不正,更使权力中枢多少出现空间。
而这一局面的产生,正是武后长期经营、蓄谋已久造成的,麟德二年后即以二圣之名参政议政的她顺理成章地成了填补了这一空间的首选人物,而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也乐意支持她以维持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和影响。
他们期待由皇太后出面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换一位于己有利的皇帝,然而,他们都错了,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局势已非任何人能控制,从那里面冉冉升起的,是神州大地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位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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