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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
至大唐太宗皇帝尊崇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630年），命颜师古考订五经，定为五经定本。
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未完成。
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653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
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
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
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
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
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
，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
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
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
，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
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
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
，但并不常见。
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
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
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
来形容，绝不过分。
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
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
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
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
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
无忌听后徐徐道：“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
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
[22]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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