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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明代李贽便认为这是女皇的权谋，“恐借此吓人尔！”
李大才子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一点技术含量的分析都没有。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
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
中国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6]。
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
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
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
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
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
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与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
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
雷家骥先生的书，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
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
这种说法蛮有趣的。
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
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她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
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
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的网络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
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
“太宗壮朕之志”
，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
，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
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
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同意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
仍有很大差距。
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
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
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
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
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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