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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选拔法律方面的人才，但革命维新不破不立，法律是个软套子，自然被武后白眼向青云地选择性忽视。
她的眼光落到了进士科上面。
进士科由隋炀帝首创，唐初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叙阶一般为从九品下阶，低于明经，考试标准也有不同。
明经需通儒家经义，进士则考试时务策文，而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内容，而是词华文采，“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纶”
[93]。
《文苑英华》中载有贞观元年（627年）进士及第者上官仪的策文，声律严格，文辞华美，通篇用典，颇有六朝的浮艳余风。
上官仪以文名取胜，是唐初进士及第者以文名而受到皇帝擢升的第一人，从中可以反映进士科以文取士的实质。
及至武后秉政，有意识地淡化经学，大崇文章，进士科的地位大幅上升。
永隆二年（681年），武后已废太子贤，全面有效地掌握政权，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进士科加试“杂文”
，并明确把“识文律”
作为进士及第的首要条件。
该诏令可说是唐代科举史上标志性的重要文件，文辞之重在进士科中得到了制度保证，由是文学大兴，进士科重于天下。
唐人沈既济记述了这一过程：“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
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
……”
[94]以致宰相薛元超竟以不得进士及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
民间看重文学，蔚然成风，及至玄宗开天时代，已经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
的社会风气。
作为执政者，武后无法改变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心底的天理人伦，但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价值取向。
以诗赋取士的标准确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但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杂文已经含有“赋”
体。
《全唐文》载有颜元孙参加垂拱元年（685年）的进士考试，省试题即为《九河铭》和《高松赋》。
所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称开元之后始试诗赋的说法并不准确。
在武后的大力倡导下，进士科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天下士子尤其是需要靠科举跻身仕途的广大庶族寒士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唐气象于斯孕育。
武周时代，正是文艺初兴的时代，“贵于清绮”
的南朝文风和“重乎气质”
的北朝风骨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以浪漫飘逸、恢宏大气为特点的唐文学之魂。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在武周统治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姿勃发、才气纵横的杰出文人，如世称“崔李苏杜”
的文章四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
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以上官婉儿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力扫南朝余风、开创古文运动的陈子昂，以及完成律诗定型的宋之问与沈佺期。
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即将到来如钱塘大潮般洪波迭涌、空江百里的盛唐诗歌做足了准备。
与陈子昂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若虚，则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完成了“宫体诗的自我救赎”
（闻一多语），标志着唐代诗歌由初入盛的最后阶段。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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