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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文官的要求。
书成之后，武后普赐群臣，要求他们好好研读，当座右铭来正心鉴行，期望能达到“革心事朕”
的效果。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以前李贤不听话，武后特地赐《孝子传》和《少阳正范》指导他怎么做乖儿子的往事。
显然武后是把大臣们当儿子来**了，这是不是就叫做“母仪天下”
？不过还是得说一句，这些要求实在是有点高。
《臣轨》常和李世民撰写的《帝范》合为一书，称为《帝范臣轨》，十七世纪传入日本，时人曾言：“本朝读之，尤尊之，至若镰仓将军家皆读之，有助治道久矣，何啻中华而已哉。”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助治道久矣”
一句，尤其可圈可点，可见无论古今中外当权者们都是很喜欢这些东西的。
不过，武后最关心的还是对地方的掌控。
扬州之乱虽然有惊无险地平定了，却给武后以深刻的教训，大感自己对地方的控制尚嫌不足。
徐敬业进行了那么多的秘密串联，朝廷却一无所闻，十几天内就能组织起十万人的大军，大肆攻城略地，朝廷才做出反应。
可见自己对民间反应与社会动向没有从根本上掌握，也暴露出各级政治机构的迟钝和情报阻塞。
说来大唐开国以来一直奉行强干弱枝政策，重中央而轻地方。
太宗时代设立御史巡查制度，由御史台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但这是不定期的。
武后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严密监察各地官吏，随时报知中央。
《垂拱格》里专门设有《风俗廉察四十八条》，详细地规定了朝廷特派专使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运作方式。
由于这些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
武后时代风闻因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绝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量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掌握监察权的御史一时权势大炙。
他们上可弹劾宰相，下可监控百官，独立于三省之外，只对皇帝负责。
监察御史弹劾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也就是说，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在被部下监察中。
武后大力提高御史的监察权，主要是因为他们官小位卑易于控制，监察御史仅八品官，却要弹劾品级远远高于他们的朝臣，唯一的依靠便是皇权。
虽说御史本是皇帝监控朝臣的耳目，但武后并不希望过多的假手于人。
她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地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将整个帝国置于她的铁腕控制之下，因此垂拱元年（685年）伊始，她接连签发了两道敕令，均是针对御史的权力而作。
垂拱元年（685年）正月，武后便下敕：“御史纠获罪状，未经闻奏，不得辄便处分，州官府司亦不得承受。”
也就是说，御史没有自行处分的权力，也不可以让当地官员处理，必须上奏朝廷，这样便将量刑定罪的权力完全收归中央，由她一人裁决处分。
二月，武后又专门调整现有的登闻制度：“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登闻鼓和肺石是供人鸣冤的法律用具。
唐制为了让臣民有上言或申诉重大冤情的机会，在西朝堂设登闻鼓，东朝堂设肺石。
言诉者若击鼓立石，其情便可直达天听。
但以前设有专人防守，要击鼓立石并非易事，现在武后撤除防守，放松管制，无疑是鼓励臣民上言，打通了民间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
因武后正月已经下令御史不得自行处分，御史的权力便局限在接受申诉的表状，直接上报武后。
他们只负责收集情报，唯一有权处分的只有武后一人而已。
此时的武后，已经成功地收归用人权、监察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唐代的君权，在她手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君主对于朝臣，中央对于地方，从未如此占据过绝对明显的优势。
现在，她需要的是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
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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