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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李渊攻入长安后便自任尚书令，登基后又让儿子李世民担任此职，总之不落于外人之手。
不过，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武德后期又因兄弟争位李渊有意削其权柄，其尚书令职权几被架空，左右当时朝政的为仆射裴寂。
也就是说，最迟武德年间，已经实现了以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职权。
然而，尚书省的权限依然很重，武德年间的裴寂被人目为“周公”
，其权势之盛可略见一斑。
“三省分权，相互制衡”
的真正实现还是太宗时代的事。
高祖开国，太宗建制。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雏形，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确立。
针对尚书省权势过重的情况，太宗虚置尚书令，大力抬高中书省的决策权以及门下省的封驳权，使尚书省决策与行政权逐步分开，演化成单一的执行机关，三省并重的局面终于得以实现。
针对中书门下屡起纠纷的弊端，太宗创设政事堂制度，集三省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集体议政，轮流秉笔记录，六部及御史台高级官员均可参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问题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决，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
魏徵即以门下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
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
皇帝不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
，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
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
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
唐人李华所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
此堂得以议之。”
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
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
照这个传统。
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
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
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
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
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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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
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
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记录，俨然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
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
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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