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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李敬玄传》云：“高宗在东宫，马周荐其材，召入崇贤馆侍读，假中秘书读之。
为人峻整，然造请不惮寒暑。
许敬宗颇荐延之。
历西台舍人，弘文馆学士。
迁右肃机，检校太子右中护。
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检校司列少常伯。”
当时以许敬宗为首的拥立武后派，与反对立武氏为后的长孙无忌集团正斗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势相当敏感，许敬宗绝无可能援引异类。
也就是说，李敬玄的升迁多得许敬宗之力，其政见必然与许敬宗大同而小异。
而裴行俭早在永徽年间便因与长孙无忌讨论武氏而被贬出京，裴李二人政见上的分歧，可能正是双方矛盾的根源。
而刘仁轨作为李义府的对头和武后的反对派，“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
，双方嫌隙渐深也就不难理解。
故此仪凤三年（678年）刘仁轨故意奏请派李敬玄到边疆去防御吐蕃，正是有心将这位不同政见者排挤出政治中枢之意。
李敬玄当然不想去，结果给高宗一句“刘仁轨就是要朕去守边疆，朕也得去！”
只得乖乖上路，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回来丢官罢相不在话下。
从高宗那句看来有些蛮横的话中，说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计了也不为过。
高宗背地里小动作搞个不停，太子贤也非泛泛之辈，出手便已不凡。
刚立为太子，便在朝在野广泛搜罗人才，计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齐聚东宫，为范晔《后汉书》做注。
古有“立功、立德、立言”
之说，贤深知自己刚被立为太子，声望和人脉均不足与乃兄相比，借注书来展现自己的才华，求得公众的认同，无疑是一个快速有效的法子。
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门学士的故智，借编注之名广聚贤才为自己培养私人班底了，这点心思，自然瞒不过武后，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位子还没暖热就开始张牙舞爪，全不将母亲的权威放在眼里，武后对新太子不满也是意料中事了。
李贤虽然存有私心，但《后汉书》注的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瑶山玉彩》更见功力。
虽然这类著述大多属于“集思广益”
，不过仔细挑挑里面“臣贤按”
的考据注疏，杂七杂八的也有四五十条，应为贤亲笔所注。
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在其《后汉书集解述略》中，对太子贤所注范晔《后汉书》给予相当好评，说：“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
金毓黻认为王先谦此评“诚为过誉，然后来者亦莫之能先也。”
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则天本传》中便不屑地说：“多是以他书校雠，说明异同，间有训诂音义和名物制度的注释，没有什么发明。”
考虑到贤当时只得二十三岁，这样的批评也未免过于苛刻。
细读太子贤的四十二条亲笔评注，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当时流俗诸本之范晔《后汉书》互相参校外，还以经部之《诗》《礼记》、郭璞注《尔雅音义》、扬雄《别国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古文字诂》《字书》，史部之《史记》《汉书》、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刘珍《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萧该《汉书音义》、皇甫谧《帝王代纪》、赵岐《三辅决录》、崔豹《古今注》《孔融家传》，子部之《庄子》《韩非子》《淮南子》，集部之《冯衍集》《张衡集》《王僧孺集》等书，参证、训诂、比较、说明。
其扎实的学问根底，令人敬佩，我们现在读到的《后汉书》版本，就是章怀太子贤所注。
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贤将此书上表献于高宗，新太子的才华也随着此书的颁行天下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树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形象。
贤再接再厉，受诏监国，处决明审，甚为时人称道。
高宗高兴之余手敕褒奖：“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
……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
……家国之寄，深副所怀。
可赐物五百段。”
庆幸国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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