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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武后的精心挑选之下，由三位宰相组成的重案组宣告成立，三司会审大唐太子是否犯有叛国罪。
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三品刘仁轨；
侍中兼太子宾客郝处俊；
中书侍郎、同三品兼太子右庶子李义琰；
中书侍郎检校左庶子、同三品薛元超；
黄门侍郎、同三品裴炎；
黄门侍郎、同三品崔知温；
中书侍郎、同三品王德真；
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大安。
其中刘仁轨、郝处俊、李义琰都是著名的反武人士，太子左庶子张大安更是贤的心腹，和贤一起注《后汉书》讽刺过武后，崔知温资深望重，不可能听武后摆布。
王德真在章怀太子案后便被罢相，大概也不是武后亲信。
最后挑选了薛元超和裴炎这两位新近提拔上来的宰相，会同刚由宰相降为御史大夫高智周来主审。
高智周是由薛元超引荐入仕的，本身官小位卑，无能左右局势。
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记载，他“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
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
请致仕，听之”
。
就是说他在审案之中不表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辞职，受到高宗的赞扬，迁为右散骑常侍。
但高智周不愿意再做官了，请求告老还乡，最后高宗同意了。
这段描写从侧面让我们了解到当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高智周不愿参与定罪太子，唯有辞职以表清白。
他的人格受到高宗的赞美，也反映出高宗偏爱太子的态度，然而高宗的立场如此明显还是不能保护太子，显示出大权旁落的疲态。
薛元超是初唐著名才子，当时的文坛领袖，引荐推重过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所以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高宗武周时代唐王朝文艺初成，他也应记一功。
然而此人在政坛上的表现远远逊色于文坛，之前两次贬官都是因为拍权贵的马屁，一次是李义府，一次是上官仪。
这两人政见完全不同，他还真是墙头草随风倒。
薛元超本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薛收早亡，当时薛元超只得两岁。
太宗痛惜故人早逝，爱屋及乌，对元超倍加呵护。
九岁时太宗亲自召见他，送入弘文馆读书，十九岁时，太宗又做媒把和静县主嫁给他。
和静县主就是齐王元吉和杨氏的女儿，玄武门之变太宗杀了兄弟全家，女儿倒是都留下了。
时过境迁，难免心存歉疚，给元吉女儿挑的女婿倒比给自己女儿挑的好。
杨氏算来还是武后的远房表姐，可是她身份尴尬，没有丝毫政治影响力，不仅武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位表姐半句，就是薛元超也没把自己太太和丈母娘放在眼里。
后来官至中书令的薛元超公然放话说，他这一生虽然富贵已极，但仍有三件憾事，“一恨不是进士出身，二恨不得娶五姓女，三恨不得修国史”
。
在他看来，太太无权无势门第不高，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真是人生一大憾事了。
这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才子的另外一面，说他具有攀附权威的人格，并非妄断。
章怀太子被废后，高宗慰勉原东宫官员，李义琰引咎涕泣，薛元超却舞蹈谢罪，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义琰后来被迫辞职，薛元超却升为中书令，不同的际遇，再一次透露出薛元超在章怀太子案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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