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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
教训,又见教训!
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瑗的答复。
这样不给面子的举措,无疑已是个清晰明显的警讯,预示着政坛的风暴,即将到来。
从高宗废后易储之后,大唐的政局又有变动。
易后之争只是将褚遂良贬黜,长孙无忌仍任太尉,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这三人的职务均未变动。
立李弘为太子之后,德高望重的于志宁任太子太傅,这是他继承乾、李治、李忠之后第四度出任太子的老师(此公挺谁谁死,屡试不爽)。
太子宾客则由韩瑗、来济和许敬宗兼任,由他们共同辅佐太子。
这样吴越同舟的局面,其实也是沿用贞观故例,当日承乾与李泰之争李治渔翁得利被册立为太子,太宗便把原来拥戴李泰的朝臣如马周、刘洎等派去和拥戴李治的关陇重臣一起,组成新的东宫班子。
然而,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不了台面下的明争暗斗,得势的关陇重臣少不了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倾轧,原魏王党的刘洎因此被诬屈死,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倒霉的轮到他们了。
被刘洎引荐入侍属于魏王党外延的李义府,作为立后之争中的头号功臣而入阁拜相,便想到为昔日恩公平反昭雪。
题外话一句,李义府虽然恶毒,但对于他有恩的人倒真是感恩图报,对刘洎是这样,对武后也是这样,虽是小人,倒也是真小人。
因刘洎之死事关褚遂良的进谗,高宗也有意借此事再打击一下元老集团,大臣们纷纷希旨附和,唯独门下省的乐彦玮进谏称此案为先帝所定,如为刘洎翻案岂非指责先帝用刑失措,高宗深以为然,于是罢议,乐彦玮也因这一番进言而得到重用。
说来也是可笑,李义府胡作非为得到天子的庇护,想为刘洎的冤案昭雪却无能为力,朝臣弹劾李义府的恶行遭到贬黜,阻挠他平反冤案反而得到重用,而高宗明明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是非对错,却仍然做出这样的处置,只能让人为政坛的黑暗而叹息。
不过,对于以前失势的承乾党及魏王党旧人,高宗还是有提拔的,原本坐承乾谋反案而贬职的杜正伦,便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
显庆元年(656年),早因年高体弱而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中书令崔敦礼寿终正寝,后又发生韩瑗为褚遂良请命一事,高宗便干脆再度贬黜褚遂良,而将李义府升为中书令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用人政策,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党人士,不遗余力地支持庇护;对于受旧党排挤的原承乾、魏王党中人,予以拉拢提升,以扩大统治基础;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要么明示尊崇暗里不理不睬,要么贬黜打击不留情面。
可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初费尽心机才能打倒承乾和李泰,将李治扶上太子的宝座,换来的却是政敌的扶摇直上和自身的岌岌可危。
上苍嘲弄人类的智慧,可谓极矣。
如果他们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果,当初是否还会这样一心一意地为李治打算筹谋呢?
除了文臣方面的调动,武将方面也有安排,显庆元年(656年)派程知节出征西突厥的葱山道行军便是一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军事行动。
前文已述,太宗皇帝去世后,原本归降唐廷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被唐军击退,但阿史那贺鲁本人并未成擒,因此高宗发动葱山道行军,旨在打击西突厥,安定西域,选定的主帅便是程知节。
程知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他的本名程咬金可就响亮多了,即《说唐》中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主混世魔王。
他成名于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成名之后嫌自己的名字太过老土,像个俗不可耐的土财主,于是换成了文绉绉的程知节。
和小说中那个只会三板斧、时常要人搭救的搞笑人物不同,历史上的程知节勇猛善战,玄武门事件中表现积极,是当时伏兵宫禁的十三首领之一。
但太宗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大的战事,贞观后期大部分时间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在京城宿卫。
显庆元年(656年),程知节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被高宗一纸诏令调出京城,出征绝域,开始还取得了一些战绩,手下苏定方表现出色,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但很快便出了问题。
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称皇帝认为程知节恃勇轻敌,特别派他来节制,不许进兵。
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
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阿史那贺鲁得以逃窜。
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按律当诛,改判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
葱山道行军总体上算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然而高宗会突然起用一位年近古稀、远离沙场已久的老将出征,颇耐人寻味。
从整个过程来看,命令收军、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主要责任并不在程知节,且王文度得以控制程知节的原因竟然是“假传圣旨”
,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地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
从事后的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其罪当诛,高宗却异常宽大地仅判以“除名”
,且旋即起用,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平百济之后,唐廷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这距显庆元年(656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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