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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
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
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
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
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
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
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
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
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
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
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
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
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高适的爷爷）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
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
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处斩。
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
。
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岭南大族。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
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
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
，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
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
，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
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
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
的制定。
二者融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
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
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
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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