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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舅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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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一）美色所惑说。
（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三）士族与庶族之争。
（四）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
，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棋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
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
，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
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谪、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
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
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徵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
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身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
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
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
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
。
[17]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
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
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
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
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18]，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
[19]。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
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
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
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
“山东豪杰”
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
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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