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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
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
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
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
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
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
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生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
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
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
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集》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
八月庚寅，转迁葬于恭陵。”
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652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
《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
似可推为永徽四年（653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
永徽三年（652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652年）末至永徽四年（653年）初之间。
而近有学者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
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
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653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652年）说相符。
而有些学者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655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
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654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
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持上述论断者作何解释？[14]就连该类学者认为的“最可靠”
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这些证据还不够明显吗？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
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652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
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653年）末至五年（654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来得及封号。
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
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
[15]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记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
，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
又奏王皇后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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