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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也是一位喜欢闹腾的电影人，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里，经常参加学生游行，与法国军警搞对抗。
还联合弗朗索瓦·特吕弗、克劳德·夏布洛尔、让·雷诺瓦、罗曼·波兰斯基等大导演在坎城电影节现场搞破坏，成功阻止那届电影节举办。
见这么一位大佬在，李茂森和巩丽也上前打招呼，还叫赵小丁在旁边拍照留念。
前面於佩尔几个打招呼时非常顺利，只是见到李茂森时，戈达尔导演很不客气地说不想跟他聊天。
说看过他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秋菊》，认为他在电影上很有天赋，但不具备反叛精神，
更不敢打破规则，在电影创作时小心翼翼，两人不是一路人，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李茂森也只能耸耸肩膀走开。
“李，你別生气，戈达尔导演的性格很古怪，对待观念不同的人，即使特吕弗导演也会遭到他的白眼和馒骂。”
於佩尔笑道。
“没有生气，只是有点遗憾，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
他本来也是个独立电影导演，受到戈达尔和特吕弗等新浪潮电影导演影响比较大，属於隔代弟子，现在见到正主，自然也想聊聊。
但戈达尔导演在看过《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后，断定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导演，不想跟他聊，他也不能勉强。
“李导演，戈达尔导演说你是一个缺乏反叛精神的人，你是否认可这一点？”
在卡座坐下后，吕克·贝松率先向他发问。
李茂森点了杯咖啡，笑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在八十年代以前，华夏电影主要是传统的样板戏，与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差不多，一个赚钱，一个宣传意识形態，从八十年代开始，华夏主流电影风格才渐渐发生转变，开始学习欧美电影，但受到样板戏的影响，很多导演都无法成功转型。
在这个时期华夏电影分成两种，一种是守旧派，一种是革新派，而我则是革新派目前表现最为突出的导演之一，也因为如此，在《一个都不能少》《秋菊》上映后，守旧派电影人常常在报纸上指责我的电影太过前卫，背叛传统电影，是一个叛徒。
现在戈达尔导演又批评我不具有反叛精神。
面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指责，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反叛精神，贝松导演，你有答案吗？”
“这个话题很有趣，你们继续聊。”
《电影手册》编辑史蒂芬·德洛姆拿出一个笔记本放在桌子上。
《美得过火》导演贝特朗·布里叶赞同地点点头。
吕克·贝松皱了皱眉，看到於佩尔和阿佳妮、巩丽三位美女人在，他本想给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导演找点麻烦，却没料到这人反驳来得这么快这么犀利。
“好吧，相对於华夏电影来说，你的电影足够新颖，也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但对於法国电影来说，你的电影过於保守，过於体制化，也不具备打破规则束缚的勇气，也许你在下一部电影里可以表现更大胆一些。”
“我会的，但不会是下一部电影，有一句话说，比別人快一步是天才，比別人快两步就是疯子。
天才会受到欢迎，而疯子只会被孤立。
相比较来说，我更希望是第一种。”
李茂森耸耸肩膀笑道。
“我赞成李导演的观点。”
贝特朗·布里叶导演抽著烟说，“电影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载体，引起的共鸣越多，我们当导演的自然也更满足，相比较来说，天才导演的作品比疯子更容易受到观眾的欢迎。”
“是的。”
李茂森看了眼戈达尔导演的位置，意外发现谢导正跟他坐一起聊天，两位大师级导演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中间的法语翻译满脸通红，应该正在为怎么翻译两人的话感到烦恼。
他轻轻一笑，说，“我认为特吕弗导演和戈达尔导演是这两种类型导演的代表，特吕弗导演的电影更受市场和观眾的欢迎，包括《日以继夜》《阿黛尔·雨果的故事》《最后一班地铁》等，叫好又叫座，而戈达尔导演的电影作品越到后期越叫人难以理解，称他为电影上的疯子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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