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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投票表决，南方派胜利，入声作为第五声进入了国音。
这个旧的国音标准通过之后，遭到各种持不同标准人的批评。
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1920年就发生了“京国”
之争。
南京高等师范的张士一著《国语统一问题》，要求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要以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音，并要求重新制定字母。
他的主张得到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赞同，该会决议请教育部“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正《国音字典》”
。
教育部发布训令予以否决，但此后不断有人翻案。
1923年，黎锦熙写成《北京入声字谱》，主张将爽快干脆的北京声调作为国语的声调标准，而废止国音中的入声。
经过一番斗争，1926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王璞、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等人为起草委员会，对旧国音进行修正，使读者一概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
这个修改后的方案就是“新国音”
，真正体现“新国音”
语音系统的是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
从清末的“官话”
到民国初年的“老国音”
到后来的“新国音”
，现代标准汉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最终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
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必须以某一自然语言的语音体系为根据，才有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
关于共同语标准多年的研究、争论，启发了人们的认识。
因此黎锦熙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纲》中又说：“积三十年之经验，接受了许多语文学、语音学专家的诏示，参证了许多教育家语文教学上的实验，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我们才毅然决然公布这种地方语（按：指北京话）为国语的‘活’标准，把那‘莫须有’、‘莫巴鼻’的普通话，给以调整、修改，让它能有个确实的核心。”
在今天看来，用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全面标准，未免失之过窄，因为北方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以北京话为准，很难顾及全面。
但是，就共同语的语音体系而言，确认北京语言为标准，是大家已经取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对于现代汉语标准语言的确立推广，其功甚伟。
而现代汉语标准语言的确立，对于促进中国全国范围内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汉语标准确立的艰难和复杂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是有着较为正宗的汉族血统的南方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南方人，认为北京音是由河北方言杂以满语而组成，不是正宗的汉音。
这种观点的背后所隐藏的是深重的民族情感。
当时的人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的意识很深，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标准语，应是以保持“纯粹”
的“夏音”
为第一原则。
因此许多人主张以江汉之音为国语标准音的基础。
连傅斯年这样的著名学者也不屑于说北京话，更有许多南方人瞧不起北京话。
其次，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北方地区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冲突剧烈，动**不安，语音演变较快，因而丧失了中古的音类区别，但在许多比较保守的方言中，中古的汉音却较好地保留了下来。
因此语言学家们对北京音的评价也不高。
但从明代以后，北京便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官话”
经过数百年的持续发展，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因此，其他方言都不能取代北京话在国语标准音制定时的优势。
与白话运动相配合的，还有汉字的拼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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