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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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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崛起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它在继续批判封建史学、探讨史学方法论、建设史学理论体系及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并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它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是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在展开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斗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盟军，但其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立的，两者的方法也有区别，因而在史论上常有冲突。
随着形势发展，资产阶级史学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成为拥蒋反共的御用文人，挑起了长达10年（1927—1937）的社会史问题大论战，并最终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者；一部分爱国学者，通过斗争和学习，逐渐熟悉并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化；一部分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专心致志于史学研究，继续辛勤开拓和耕耘。
一、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
尽管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
理论，但直至五四运动前，近代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仍未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
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后有所改观。
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方面从西方输入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稍加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史学文化遗产，并努力使二者融会贯通，努力建设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
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纷纷涌入。
当时出版了多种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译著，除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的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瑟诺博司（obos）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张宗文译法国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薛澄清译美国弗林（F.M.F1ing）的《历史方法概论》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片断
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探讨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起了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史学家写出了一批有关史学原理、史学方法的专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和《历史统计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史地新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罗元鲲的《史学研究》，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等。
当时，各地有条件的文科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课程，如北京大学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就请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研究”
、“史学思想史”
和“史学要论”
，还请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
20世纪20年代探索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像
梁启超在“新史学”
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
他的后期史观深受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史观影响，开始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他改变了早期的史学探求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公理”
和“公例”
的看法，认为很难找出具有规律性的“公理”
。
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功，亦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
。
此时，他还只是强调历史因果律与自然因果律不同。
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干脆否定了历史受因果律或自然法则的支配。
由于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观点也产生了动摇，他把进化仅限于“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
的前进和“文化共业”
的积累两个方面，而认为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
的循环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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