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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
[57]，这样便发展为一种私恩的结合，用人之权更多地转移到私人之手，成了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
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三）考试
考试是汉代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察举征辟以后，所选是否得人，要进行考试。
另一类是先经学校育才，然后通过考试而选举贤能，主要是博士弟子的考试。
第一类中，凡属诏令特举的，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汉武帝时公孙弘、严助、董仲舒等，都以善对策拜官。
凡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师后，由公府加以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58]。
后来又“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
[59]。
东汉中叶以后，公府州郡辟除不实现象严重，清浊混淆，良莠不齐。
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创复试制度，效果甚佳，“十余年间，称为得人”
[60]。
博士弟子考试是经由学校培育，然后从中选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秦时有试学僮之制，这在前面已有探讨，汉时将这一方法扩大，在各级学校，尤其是太学中普遍使用，选取了很多人才。
有关博士弟子的课试情况，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博士弟子课试进一步将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但它与察举相比，毕竟没有在汉代选举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它对整个两汉选举制度的影响，也就不像察举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任子、纳赀及其他
任子就是依靠前辈的地位（官位）、功劳保任后代为官的制度。
汉之任子制是沿袭秦之葆子制而来的，是世官制的一种遗存形式。
两汉任子制的基本形式有父任、兄任、外戚任、宗家任等多种，任子有一定条件限制，即必须是“二千石以上”
的官吏和“视事满三年”
者，任子的数目为“一人”
，而实际上，很多人都冲破了这种限制，秩不满二千石，任子二人、多人都屡见不鲜。
由于任子不是德选，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故随着汉代察举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遭到人们的反对。
可以说，两汉任子制度，是一种照顾大官僚利益的变态世袭制，后世种种庇荫制度，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都是任子制的继续和发展。
纳赀是用资财和金钱买官，西汉武帝时广泛运用，东汉灵帝时达到汉朝的高峰。
纳赀进仕严重败坏了吏治，为识者所不齿。
此外，两汉选举制度中还有几种较特殊的选举办法，即上书拜官，以材力为官，以方伎为官等形式。
从上述内容看，两汉选举制度主要以察举和征辟为主，其余均为补充手段。
另外，两汉在选举制度上还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可以遵循：首先，它继承了秦朝选举不实，选举人应治罪的方法，规定选举不实，举者坐罪，选举得人，举者嘉奖。
从两《汉书》的记载看，因选举不实而被治罪的不在少数。
其次，对被选举人的家庭出身、秩位、年龄、资历、才能、学识、体格等也都有具体规定。
如“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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