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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
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
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
每一个人必得化费几年功夫几十块钱百块钱才能学得一点皮毛。
一个每天做十二三点钟苦工的大众是没有这些空暇时间，也化不起许多钱来玩这套把戏。
手头字简字是方块字的化身，不是根本的解决。
注音字母是为方块字注音的工具，不过是方块字的附属品。
国语罗马字崇奉北平话为国语，名为提倡国语统一，实际是来它一个北平话独裁。
在有闲有钱的人看来，学了一口北平话再用罗马字母读读写写，是不费什么事。
但是叫一个上海的、福州的或广州的苦人同时学北平话又学罗马字，那几乎是和学外国话一样的难。
国语罗马字又注重声调的符号，把初学的人弄得头昏脑黑。
简举的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的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
（《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载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
图75 拉丁化新文字读物选自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1935）
虽然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文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
，但国民党始终对运动持警惕、防范态度。
1940年3月，教育部提出“五年扫除文盲计划”
。
于是在4月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中，参政员张一麐、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王云五、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等十人联名向教育部提起询问案，询问：为了实现扫盲目标，召集新文字专家和王、劳以来文字改革旧学家开会讨论的可行性。
教育部在答复中推脱说：“至于拉丁化文字，其功效如何，尚不可知。
……在未证明其功效胜过注音符号以前，一时难以加之采用，仍以推行注音符为主。”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61～162页）
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
12月，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从1941年元旦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开始。
12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
大会推举董必武、孙科、张一麐、陶行知、黎锦熙、赵元任、成仿吾、叶籁士、陈鹤琴等为名誉主席，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胡乔木、萧三等为大会主席团。
吴玉章在会上作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政治上过左的关门主义、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推行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抗战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抗日救国宣传，与工农兵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全国乃至南洋和美国华人中蓬勃开展，影响范围之广是历次文字改革运动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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