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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的简体字，其可取材者约有六处：（一）现在通行的俗体字；（二）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三）章草；（四）行书与今草；（五）《说文》中笔画简少的异体；（六）碑碣上的别字。
【办法】拟就上列六类中，搜采较适用之简体字，编为《简体字谱》一书。
从这里能看出来，钱玄同与黎锦熙的“自然”
观点不同，他还主张偏旁类推简化，并对仿造简体字持开放态度。
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中，在上海等地还出现推行简化字的“手头字运动”
。
1935年春，上海成立了手头字推行会，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刊印选定的300个手头字。
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草稿完成，收字2400多个。
在此基础上，8月21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比较通行的俗字、古字、草书楷化字共324个（图73）。
因遭到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湖南省主席何健等人极力反对，1936的2月又通令收回。
周有光：“据说是死硬分子戴季陶向反动头子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蒋就下令教育部‘不必推行’。”
（《汉字改革概论》325页注3）洪炎秋：“教育部公布了这第一批简体字之后，不意何健主席一纸通电，反对于先，戴传贤（季陶）院长痛哭流涕，阻止于后，遂致教育部的一番理想，不得不因而搁浅。”
（见洪著《语文杂谈》207页，1978年台北国语日报出版。
转引自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58页注10）
同期影响比较大的简体字研究成果还有容庚的《简体字典》（1936），收4445字，多为基于草书的成体系的改造字；陈光垚的《常用简字表》（1936），收3150字，约一半基于草书，四成来自俗体又经过作者改造；北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的《简体字表》（1937）第一表，约收1700字，字字有出处。
图73 《第一批简体字表》（局部）
另有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1879～1964）先生的《标准草书》（1936），按千字文的顺序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历代名家草字一千余个，草楷对照，个个标明出处，并在凡例、例释中对符号系统进行了解释。
于右任持“识楷书草”
的文字改良观点，与章太炎兼习章草以便速写一致。
他于1932年在上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致力于推广系统、规范的标准草书。
章太炎、于右任可以说是现今“识繁写简”
观的源头。
因学术上把推行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看作治本的办法，而把汉字简化看作治标的办法，不够重视，更因为国民政府权威不够，民国时期的汉字改良运动没有在政府层面得以推行。
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推行运动为后来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新中国第一批简化字即是以钱玄同《简体字谱》草稿为基础；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也把汉字改良看作治标的办法，再加上盲动激进取代了自然无为的态度，导致很多问题。
中国古人对典籍、文字往往持恭敬态度，不能随意改字、造字；改字、造字被看作浅薄狂妄的表现。
这大概是汉字保持很强的延续性的一个原因。
但另一方面，在历史长河中汉字又是时时生灭，变动不居的。
好比一个碰到爱情的古人会去烧香，不管信不信佛；现代人则会上网算星座，不管相不相信爱情。
——只是压压惊。
改元，改历法，给自己改名字，进而给天、地、日、月、时间、空间改名字，都是武后给自己压惊的小巫术。
小学课文《闰土》节选自《故乡》，文中有一段诗情画意的想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逃走了。”
这“猹”
是什么呢？鲁迅1929年给舒新城的信中说：“‘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
……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
儿童世界里的角色常常没有名字，或者被儿童赋予一个怪异的新鲜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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