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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拉德强烈抨击当政者的对外侵略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不仅害得被侵略的国家民不聊生，而且侵略国的人民也会罹遭不幸。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违反执政者应当心怀天下、关心百姓、保护人民的统治原则，无情地剥削臣民。
希斯拉德指出，人民选举执政者是为了让执政者为百姓谋取利益，而不是让执政者谋取私益。
君主的荣誉取决于人民的幸福。
但是，在国王的宫廷里，并没有人在意这些原本合情合理的原则。
国王的大臣们一心阿谀谄媚，随时都能为那些用于剥削百姓的决议找出一大堆理由，并且为国王提供源源不断的剥削人民的方法。
甚至臆造出荒谬的“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国王所做的事都是公道之事，因为国家的一切人和物，包括百姓在内，都是国王的财产；而人民之所以能够拥有资产，都是因为国王的恩赐。
他们还大肆宣扬这种谬论，说过着贫穷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忍耐力，因此利于社会安定。
而事实却与之相反，贫穷永远是祸乱的根源，因为最愿意发动革命的，就是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不满的人。
一个统治者，如果使得他的臣民生活艰辛，就应当承认自己的无能。
但是，国王们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妥善地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如何用尽一切方法去吞并其他国家以扩大自己的版图。
为了准备战争，每个国家都会养很多的闲人，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并不从事任何劳动，并且还瞧不起劳动人民。
希斯拉德和与之交谈的英国人说：“在我看来，无论有什么理由，为了应对战争而养活一批扰乱治安的人都是不利于社会的。
如果你们不想战争发生，你们的国家就绝对不会有战争，而你们应该更加珍视和平，而不是战争。”
莫尔借希斯拉德之口，坚定而直接地指出了当时社会中最大的毒瘤，即社会发展的首要和根本祸害就是贵族。
这一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依靠佃农的劳动生活。
他们为了多挣钱，还要拼命地剥削辛苦劳动的淳朴人民，百姓每日辛苦劳作，不仅要养活这些贵族，还要养活贵族的随从们。
莫尔在指出了16世纪仍然存续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后，又强调了当时的封建制度中新出现的丑恶状况，这些状况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出现的。
《乌托邦》第一部还详细描述了英国农民是如何在养羊业发展的过程中被剥削土地的，这就是圈地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讨论到16世纪英国的著作都提到过这件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提及原始积累时，曾两次引用了《乌托邦》。
希斯拉德说道：“绵羊本来是温驯的，所欲无多，现在却变得凶狠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还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镇。”
以这种类似于玩笑的话为开头，之后他便对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和后果做了深刻详细的分析。
莫尔认为，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羊毛需求量的上升以及羊毛价格的增长。
在这种条件下，大地主把原本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地转变为畜牧业用地，以增加收入。
能够生产上等羊毛的地区的地主们迅速想出了这一增加收入的方法，并开始着手把自己的耕地改为农场，然后把原本耕地的佃农赶走，把乡村都变成了不毛之地。
佃户被诡计或者暴力掠夺了所有的财产，还有的佃户在遭受不公平对待之后被迫变卖一切，离开故居，因为养羊不需要很多的人。
他们到处流浪，变卖财产的钱不久就全部用光了，又没有人需要他们的劳动力，无奈之下，他们乞讨为生，甚或为盗为贼。
这些人越来越穷，而那些从事与羊毛和制衣相关工作的人也越来越穷。
与养羊相关的一切业务落到了少数贵族和地主手中，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任意操控市场，以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全然不顾别人的生死。
因此，就因为少数人的贪得无厌，使得原本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祸。
希斯拉德指出，政府应该阻止有钱人的霸道行为，逼迫他们出钱出力恢复农田和村庄，以使得穷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政府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这一祸根，反而制定并实行一系列严苛的法律来惩罚那些失去劳动机会而不得不流浪街头从而乞讨或者偷盗的穷人。
希斯拉德虽然说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但是他并不认为政府会选择这条道路。
因为他在另一个场合说过：“国家无非就是有钱的人们狼狈为奸，用国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
充满智慧的意见不会动摇这些人对国王实行的政策的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是符合他们的口味、满足他们的利益的。
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墨守成规，抗拒一切新鲜事物。
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满怀偏见，不可能领悟到哲学家们所讲述的道理。
和希斯拉德谈话的人强烈建议他去侍奉一位国王，但希斯拉德回答道：“如果我为一个国王提出有益的建议，以彻底清除他灵魂中的污渍，难道他不会马上把我撵走或者奚落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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