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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
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告诉我们“闲情”
是生活，生活是生存的偶得，必须料理好生存，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才是人的生活。
不必忌讳锦上添花，“添花”
应该是人生的坐标。
李渔的一生，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
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起伏如冲浪，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抓住瞬间的峰巅，钟情于生活的审美，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顽强地活出品位来。
他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给予《闲情偶寄》的精神基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
他写作，带戏班子演戏，携一大家人游历，品吃、养生、造园子，把一个“芥子园”
营造成生存与生活的“两重天”
。
事实上，有关生活的品位，他都不妥协。
李渔比张岱小十几岁，为同代人，两人时间重叠，但他早于张岱而逝。
他们，一个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一个生活在当下。
隐居后，张岱开始写《陶庵梦忆》，直到一百三十年后，1775年，乾隆四十年，这本书才面世。
而李渔五十六岁时，便开始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和生活美学，着手著《闲情偶寄》，1671年刻印全稿，与张岱的《西湖梦寻》同年付梓。
看来，李渔没有读过《陶庵梦忆》，甚至在写作《闲情偶寄》时，亦未睹《西湖梦寻》。
而张岱则有可能知道或看过《闲情偶寄》？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交集，以张岱对戏曲的痴，不会不知道李渔，他在《陶庵梦忆》里说：“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
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可供一刻受用。”
这说明他们“性相近”
呐，也许他们因生活于不同圈子而“习相远”
。
一个是富家纨绔，一个是乡里村娃，习惯必然霄壤。
李渔萍寄杭州发展时，张岱在绍兴快园隐居，还时常泛游西湖。
不过，那时张岱已经隐逸，写作、挑水、莳田；而李渔正一边游走于达官贵人的府邸讨生活，一边在市场里寻求安身的方寸，以他有骨有节有性灵的审美原则，才不至沉沦于“唯物”
的生存。
李渔身上有市井气，这是张岱不具备的。
李渔是金华兰溪伊山头村人，游埠溪从村里流过，舟行数里，就到了游埠镇码头。
码头，唐初就建了，唐代诗人戴叔伦曾放棹兰溪，有诗句“兰溪三日桃花雨”
，此后有几位大诗人都来过。
小时候，李渔常从游埠镇码头乘船到衢州看各种戏班子演戏。
那时，镇上百业兴旺，码头有“三缸”
（酱、酒、染）、“五坊”
（糖、油、炒、磨、豆腐）、“六行”
（米、猪、药、茧、竹木、运）、“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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