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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练，我的职责之一就是灌输纪律的概念。
在圣米伦队中有不少兼职球员，但是我们还是会一起乘大巴车去客场比赛。
有一次，有一名球员决定周六自己开车前往东法夫郡（EastFife），比赛前我在更衣室里狠狠地教训了这名傲慢的球员，并告诉他他不能参加比赛了。
但是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没有可更换的球员了，所以那一次只能放他一马了。
当我来到阿伯丁郡，我发现这是一个比格拉斯哥更安静的城市，于是我想到我应该给球队注入一些格拉斯哥式的严格和纪律。
我并没有踟蹰不前，我是一个有进取心、要求高的人。
虽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的球员确实因此变得更加男人，球技也越来越精湛。
在阿伯丁队有3名球员在我看来简直是讨厌至极。
他们不重视训练，所以我只能每天下午让他们再次进行训练，让他们去替补席，并且让他们在周二和周三晚上去彼得黑德球场踢球。
最后我索性全部炒了他们鱿鱼。
或许数十年前，灌输纪律这一概念的另一原因是当时的球队看起来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很难想象替补席这一做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采纳（尤其是在你看到英超联赛的替补席上坐着7名候补队员时）。
在我小时候，球队阵容几乎在整个赛季都不会做出改变，因此直到现在我还能叫出20世纪50年代雷斯流浪者队（RaithRovers）球员的名字。
当时，球员待在球队里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奖金。
在我年轻的时候，由于过于追求纪律严明，我也做过很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
比如说，1983年阿伯丁队从瑞典捧得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之后，在荣归故里之际，我们有一场游行，目的地是我们的皮托德里球场，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
球迷们都希望看到球员们举着奖杯在球场里欢呼。
阿伯丁队的中锋马克·麦克格赫（MarkMcGhee）非常希望能够举杯给球迷们看，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出够了风头，因此我说了他两句，不让他继续举杯了。
然而很快，他的母亲就出现在更衣室中，这让我感到自己的行为真的很恶劣。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麦克格赫，向他道歉，并邀他同往港口处共同举杯迎接从哥德堡坐船返程的球迷。
我再也不希望发生此类事情了。
在我的执教生涯中，纪律总是伴我左右的一个问题。
1986年11月，在我接受曼联队的邀请之前，在我跟马丁·爱德华兹的谈话中，他暗示我球队中存在着球员酗酒的问题。
他还告诉我，曼联队之所以对我感兴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在教练中以纪律严明、不容忍球员的不良行为而著称。
在我刚到曼联时，球员对于很多事情都持松懈态度，包括在前往比赛的路上的穿着。
球员们通常会穿赞助商提供的运动服——锐步、彪马、阿迪达斯等。
那场面简直是一片混乱，于是我马上要求他们穿法兰绒裤、俱乐部外套并打上领带。
当门将法比安·巴特兹2000年从摩纳哥队转会到曼联时，他也不得不迎合我们的着装要求。
当时他会在前往比赛场的途中，在车上更换服装。
赛后，他会把所穿衣物一并交给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
有一次在市政厅举办的招待会上，埃里克·坎通纳没能遵守我们的着装要求，他穿着一身带有长流苏的麂皮夹克，背后还印着一张印第安酋长的画像。
然而第二天他就向我保证以后不再犯此类错误——我也相信了他，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以为是一个很随意的场合，在法国就是如此。
球员们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予教练鞭策他们的机会。
但是你大可不必常常做出惩罚。
比如，我从不认为对训练迟到的球员给予罚款处罚是有用的手段。
在曼彻斯特，尤其是冬季，交通事故或道路维修经常会造成交通堵塞，球员们也经常会因此而迟到。
如果只发生一两次，那么我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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