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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决定退休时，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本能。
在我心中从未因为不能去工作而产生恐慌，我甚至已经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列成了一份清单，因此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感到无聊。
也许事情只是顺其自然地发展，39年的执教生涯对我来说足矣。
我感觉是时候离开了。
我知道自己会想念那些球员和工作人员，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适应那种不用全力以赴的生活，但同时我也得到了极大的解脱，因为我再也不用去应付媒体和经纪人了。
在我下定决心时，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渴望退休。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能够以一名足球教练的身份退休，大部分的足球教练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输掉了几场比赛就被炒了鱿鱼，从此再也找不到教练的工作了。
他们就此消失了，从此杳无音信。
也有一些教练像比尔·香克利一样，从利物浦退役后他发现那些对他的故事洗耳恭听的人都消失了。
那时的他就像一个失落的灵魂，他经常会去特兰米尔流浪者队（TranmereRovers）和埃弗顿队看球队训练。
他逝世时年仅68岁。
我想有些人会认为我放弃自己享有多年的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我非常清楚曼联队的董事、形象大使和教练之间的区别。
如果一个人从自己曾经负责的岗位上退下来时还与曾经的团队保持联系，并试图保留自己当初握有的权力，这对于他的接班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你必须放手，让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体制去做他们认为最应该做的事。
我听过一些关于马特·巴斯比退休之后的故事。
他在退休后还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里，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球队中，成为球队幕后的操纵者。
这些故事都有点儿牵强附会，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继承者的工作环境中，这样会吓坏他的。
因此，我很快就收拾干净了卡灵顿的办公室，除了去看球队比赛和参加赞助商举行的活动，我都会跟球队保持距离。
卡灵顿训练基地是不对外开放的，因此我不会在比赛结束时跟其他董事会成员一起进入球员们的更衣室，我至今仍是这样做的。
我不会去干涉其他人的工作。
我发现在我观看曼联队的比赛时，电视导演总会让一台摄像机瞄准我，来捕捉我的表情。
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表现得像木偶大电影里面脾气极坏的斯塔特勒（Statler）或瓦尔多尔夫（Waldorf），这二位总是对台上发生的事情品头论足。
我只是希望大卫和曼联能够赢得比赛——对于今天的范加尔，我也持同样的态度。
当球队决定解雇大卫时，有些人希望我回来继续执教，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已下定决心退休，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显然我在曼联的执教经历是成功的，也赢得了不少的奖杯，但是每当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对面的看台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我总会问自己：我是否配得上这一荣誉？这绝非虚伪的谦虚，但是有时我想，鉴于我拥有这样一支出色的球队，我们本应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在欧洲冠军杯上取得的成绩。
在我执教期间，欧冠上曼联总共输了三场半决赛和两场决赛。
截至我退休，曼联总共赢得过3次欧冠冠军，而我们本应赢得5次冠军的。
皇家马德里拿过10次冠军（其中5次是连续获得的）、拜仁慕尼黑拿到过5次（其中3次是连续获得的），巴塞罗那、AC米兰和阿贾克斯队也都比曼联夺冠的次数多。
但是最令人伤心的还是跟利物浦的比较，他们赢过5次冠军。
虽然在我执教期间，他们仅赢得过1次，但这并不能令我感到慰藉，我的心还是很痛。
我可以争辩说其中3年的规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是各个俱乐部面对的是同样的限制，即关于外籍球员数量的限制。
1994年我们夺得双冠王时，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阵容，但是当时的比赛规则——直到1995年末才做出变更——只允许球队派上3名外籍球员，加上2名来自青训队的“同化的球员”
。
不幸的是我们当时的阵容中包括布莱恩·麦克莱尔（来自苏格兰）、丹尼斯·埃尔文（来自爱尔兰）、彼得·舒梅切尔（来自丹麦）、安德烈·坎切尔斯基（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苏联）、埃里克·坎通纳（来自法国），还有马克·休斯和瑞恩·吉格斯（来自威尔士）。
有几次，我们确实很不走运，但这就是足球（生活也是如此）。
1997年欧冠半决赛上我们本来能打败多特蒙德，但是我们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失去了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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