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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我调查出这位记者住在阿尔德利埃奇（AlderleyEdge），那是曼彻斯特城的一个郊区，我们的很多球员也住在那里。
原来，他会在周六的晚上跟曼联的球员们一起喝酒，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运用某种技巧从球员们那里套出他们本应保守的秘密。
在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因之后，我把所有住在阿尔德利埃奇的球员都召集在一起，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如果我再看到那些不希望看到的内容，你们就都完蛋了。
我不管是谁泄露了信息，你们全都要被罚款。”
这招果然很奏效。
格雷姆·霍格（GraemeHogg）是曼联队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后卫球员，他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保密这一概念。
1987年我们对阵埃弗顿队，他们是当年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
为此我们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排兵布阵，最后我决定仅用3名后卫队员去应对对方的2名前锋。
就在比赛当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格雷姆·霍格协助完成的一个专栏，题目是“我们如何打败埃弗顿”
。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当时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不至于在见到霍格时杀了他。
虽然那场比赛霍格上场了，后续也踢了几场比赛，但是不久之后的1988年我们就把他卖给了朴次茅斯队（Portsmouth）。
整体看来，与政界人士相比，我的处境还算不错的。
在1997年大选之前，我跟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在曼彻斯特共进晚餐，当时我们谈到了让他的内阁大臣们都能够表现得中规中矩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因为这些内阁大臣都垂涎他的职位，他们会向自己最喜欢的记者透露一些机密，借此换取对他的正面报道。
我对布莱尔说：“如果你每天都能把他们召集在一间屋子里，那就无须操心这些了。
但是他们可能会离你而去。”
他笑着说：“也许你是对的。”
我回答道：“我说的就是对的，不用担心。”
我的知己很少，我能够吐露真情实感的人只有凯茜，我的弟弟马丁、布里奇特（Bridget）和一位亲戚约翰·罗伯特森。
除了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打小就认识的朋友和2位阿伯丁时期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律师莱斯·达尔加诺（LesDalgarno）和我们家的朋友戈登·坎贝尔（GordonCampbell）也都是能帮我保守秘密的人。
在阿基·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之后，我逐渐跟卡洛斯·奎罗斯和迈克·费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虽然我会信任这两人，却始终没有达到跟阿基·诺克斯那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
但是话说回来，阿基和我曾经搭档了成百上千个小时，这也使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关系。
在所有的教练中，我感到关系很亲近的有约翰·莱尔、我非常崇拜的前英格兰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和山姆·阿勒代斯。
但是正如我所言，圈内的知己真的很少。
也许想要多交一些挚友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种友谊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
正如我父亲经常说的，你只需要6个人帮你抬棺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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