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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退休还有6年时，器械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告诉我，每个赛季我们都要损失数百件球衣。
大部分送出去的球衣最终都落在了纪念品商贩那里或者是今天的易趣。
我告诉球员们他们可以继续交换球衣，但是他们得自己支付这部分费用。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我签下的一些球员是浪费钱。
他们经常举出的例子是迪米塔·贝尔巴托夫，当年我们从托特纳姆热刺队以3075万英镑买下了他，但是后来我们将他卖给富勒姆队时仅仅收回了约10%的费用；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以2400万英镑买入，1500万英镑卖出；我们在买路易斯·萨哈（LouisSaha）时花了1240万英镑，这位可怜的前锋饱受伤病困扰，在卖出他时几乎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我签下的球员，就会发现这些年来花的钱都是值得的。
就算是我那些最失败的交易也和英超其他俱乐部的浪费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2011年切尔西队在冲动之下以5000万英镑的高价买下了费尔南多·托雷斯（FernandoTorres），而在2015年将他辗转卖给马德里竞技队时，这些钱都打了水漂。
我在开销方面很吝啬，其中一部分原因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
我的父母会保证我们兄弟俩不缺任何东西，但是在戈万我们租来的寓所里并没有太多的零花钱。
我成为球员和教练之后情况也是如此。
抛开我的苏格兰血统不提，我对待俱乐部的钱就像对自己的钱一样节省。
我作为球员得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在1964年的邓弗姆林，因为此前我的第一个俱乐部女王公园是属于业余性质的，所以没有薪水。
我在邓弗姆林时的周薪是28英镑（约为今天的524英镑），但是由于当时我辞去了周薪为13英镑的工作，我每周的固定收入不到41英镑，所以赢得比赛并获得奖金对我来说很重要。
当我在流浪者队效力时，夏季的周薪为60英镑（约为今天的998英镑），在比赛季时为80英镑（约为今天的1331英镑）。
在我当上圣米伦队的教练时，我们的第一场主场比赛是对阵汉密尔顿队（Hamilton），我们在一个可容纳25，000名观众的球场上面对着3000名观众进行比赛。
当时球队可谓是每况愈下。
当时的圣米伦队是苏格兰乙级联赛的球队，在比赛季球员们的周薪为12英镑，夏季则为7英镑。
我在阿伯丁队时，球队老板迪克·唐纳德非常关注球队的开支。
他想拥有一个成功的俱乐部，但是并不追求把俱乐部做大，而且一再强调阿伯丁队应该盈利。
他绝不容忍财政赤字。
他总是打同一条领带，他甚至拒绝买新的鞋带。
当一双鞋磨损得很厉害时，他会让人把鞋缝缝继续穿。
1984年当阿伯丁队打进苏格兰联赛杯决赛时，我才发现没有人订香槟，于是我给球队秘书伊恩·塔格特（IanTaggart）打电话，告诉他往球队大巴上装8箱（大部分球队会带20箱）香槟。
伊恩惶恐地对我说：“不行，唐纳德先生会发飙的。”
当唐纳德看见那些香槟时，塔格特不得不告诉他只有2箱是随车走的，其余是要放到仓库里的。
最后我们把其他的香槟藏在了大巴的厕所里。
那天我们赢得了奖杯，香槟也派上了用场，这时唐纳德问我：“弗格森先生，我们今天赢了几座奖杯？”
如果我想买一位左边锋，他会说：“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位了吗？”
我回答说：“是的，但是他才16岁，连进候补阵容都不够格。”
他还总是向我抱怨给予球员的工资和奖金太高，他问我：“你为什么给他们涨工资？”
我回答他说：“主席先生，我们是在足球的世界里。
我们不走下坡路，我们需要往上走。
而挽留住球队中最优秀的球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他们取得成绩时予以奖励。”
迪克还非常惧怕自满情绪出现在球队，在一次决赛前他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就算我们输掉了比赛，而球员们能因此不会自大自满，这也是不错的。”
他经常说，“我永远也不希望在我的足球俱乐部中看到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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