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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在一年两度的转会市场尽早下手实为良策，这一转会市场是在2002—2003赛季开始的。
其他教练可能会抱怨这些转会市场，但是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无须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跟经纪人打交道。
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靠着墙听着钟表嘀嘀嗒嗒的响声，而每个人都知道你正在为某一类型的球员踟蹰不决。
但是我愿意承受这段时间的压力，因为这将为我换来一年中大块的自由时光。
到了夏天，我们会在我6月份去度假之前决定好希望签下的球员，虽然转会市场到8月底才结束。
我们希望对方尽早知道我们的意向，而大卫·吉尔则会与我们希望买下的球员的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取得联系。
对于我们来说尽早下手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遭受意外的打击了。
2007年5月是引人注目的一段时光。
当时大卫·吉尔在卡洛斯·奎罗斯（他会讲葡语）的陪同下去葡萄牙从里斯本竞技队签下了纳尼，从波尔图队签下了安德森。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
无独有偶，就在当月距离转会市场关闭还有十周时间时，我们还从拜仁慕尼黑签下了欧文·哈格里夫斯（reaves）。
下面对比一下这种轻松的方式和在压力下进行谈判。
2008年我们希望从托特纳姆热刺队签下迪米塔·贝尔巴托夫。
当时他们的主席丹尼尔·利维（DanielLevy）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他把事情拖到了转会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天。
贝尔巴托夫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名天才射手，我们对他心仪已久。
当得知利维可能会把贝尔巴托夫卖给曼城时，我们也就卷入了其中。
我们租了一架飞机把他带到了曼彻斯特，与球员就转会条款达成了一致，并且依我看来也同他的球队在转会费上达成了一致。
但是后来利维又找到我们说他需要我们的年轻射手弗雷泽·坎贝尔，并将其作为贝尔巴托夫转会协议的一部分。
这遭到了大卫·吉尔的反对，于是利维将贝尔巴托夫的转会费提高了一些。
最后为了让这份协议更加过分，也是为了雪上加霜，我们将坎贝尔租给了白鹿巷球场（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场），同时还支付了后来增加的费用。
我们当时为了签合同和传送文件忙到了半夜，以确保所有的文书工作都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
那段经历简直比我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更痛苦。
经纪人
如今的经纪人越来越像采采蝇。
他们遍布当今的足球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中饱私囊，离间球员和俱乐部及教练的关系。
他们把很多的球员变成了商品，跟很多经纪人的谈话更像是在露天市场上讨价还价。
因此，对于妨碍我和球员之间发展密切关系的中间人，我都是深恶痛绝的。
经纪人有着自己的打算，然而球员和俱乐部却要承担这一后果。
当我阅读艾丽斯·施罗德（AliceSchroeder）所写的沃伦·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TheSnowball）时，我震惊了。
巴菲特先生不信任那些投资银行家，而我对于足球经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就是巴菲特所谓的“洗钱者”
。
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我们经常跟球员及其家人直接打交道。
任何一位曼联所中意的小球员无疑也会得到其他俱乐部的垂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出价最后会由市场的力量所决定。
我们的消息会很灵通，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需要面对的困难也保持着高度敏感性。
经纪人很精明、也很狡猾地介入球员和俱乐部之间，试图提出更多的要求。
他们宣称代表自己客户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终极动机是确保最多的钱能够流入自己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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