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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两条途径跟广大的球迷朋友进行沟通——通过报刊媒体或是比赛日的节目。
虽然在晚宴上或是某些特殊活动上，我偶尔会有机会能够跟赛季票持有者或是球迷俱乐部进行交流，但是那些交流方式不能用于和75，000人进行沟通，更不用说分布在世界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球迷们了。
通过报纸或电视节目进行沟通充满了风险。
因为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有自己的安排，因此你要传达的信息很容易被篡改或是断章取义。
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信任比赛日的节目，我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向来老特拉福德球场看球的人们传达信息。
我在圣米伦队时，佩斯利《每日快报》的记者斯坦·帕克（StanPark）每周都会来一次，那时我会告诉他我希望传达的信息。
他会为我的节目致辞代笔，但是在出版之前我都会对其进行校对，以确保斯坦能够抓住那些细微之处。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奏效，于是我在阿伯丁队时沿用了这一做法。
我会经常利用节目致辞鼓励支持者们能够直言进谏。
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儿刺耳：相比于支持自己的球队，皮托德里球场的球迷们更喜欢翻阅报纸上的球队消息。
在曼联时期，我跟大卫·米克（DavidMeek）一起共事，他是《曼彻斯特晚报》的记者。
在我任职初期，我希望在曼联传达一种可能性，因为初到这里时我就感觉到了极大的不满，大家对球队名列甲级联赛倒数第二的糟糕表现和球队的所有权都颇为不满。
我通过节目致辞表达了自己至少在某些问题上是同情支持者的。
例如，我感觉球票太贵了，而且我也把这一想法明确地告诉了马丁·爱德华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
我还希望能够在节目致辞中注入一些亲密性，这样一来致辞中就不会仅仅包括球队表现和新签署的球员了，还会涉及俱乐部温和的一面。
有时，我也会颂扬那些已故的球员或朋友，比如道格拉斯·史密斯，他建立并运营了我的第一支球队德鲁姆扎佩尔业余俱乐部，或是凯尔特人队的助理教练肖恩·法隆（SeanFallon）。
人们不喜欢那些关于平凡事物的世俗的描述，他们希望读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了解意料之外的事物。
1985年阿伯丁队夺得联赛杯冠军之后，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书《北部之光》（ALightih），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补贴家用，同时也是对我的阿伯丁时光的详尽介绍。
我真正用心去创作的第一本书是《管理我的生活》（ManagingMyLife），是在1999年曼联夺得三冠王之后出版的。
这本书是我跟休·麦吉尔温尼合作出版的，我认为那是自己的一段宣泄史。
那段时间我非常忙，通常会在忙里偷闲时胡乱写下自己的想法和记忆。
最后我交给了休·麦吉尔温尼200，000页写在不同形状纸张上面的草稿。
他对这些草稿进行了整理，将其措辞成文，但是能够将我的童年经历和我的成长环境编纂成文，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我所写过的最有意义的文字也许是那些最简短的留言或信件——对我的办公室中堆积如山的往来信件的回复。
要知道我执教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还没有电子邮件和短信，因此我需要以卡片和信件的方式进行答复。
作为曼联队的领导者，我认为这是大家对我的期望，我会根据不同情况发出慰问或祝贺的信息，或者仅仅是为人们给我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
每年我都会发出大约2000张圣诞贺卡。
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把钱直接捐给慈善机构呢？说得好，但是我发送这些卡片的原因在于我希望这些人能够感觉到我关心他们。
我本人也很喜欢收到圣诞卡片，原因也是一样的。
回答
通常情况下，我不能说自己承担着比其他领导人更多的压力，但是说到跟媒体打交道，情况就不同了。
在当今世界上，需要比欧洲顶级足球队教练面对更多的麦克风和摄像机的人，恐怕就只有那些大国的领导人了。
政客们在争夺权位时总是极度渴望被媒体报道，这真的很可笑。
我一直渴望的是与其相反的一面，我多么希望那些记者能放我一马，让我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如果曼联队赢了球，我们会出现在报纸的最后一版（通常为体育板块），但是如果输了球，我们就会上头条。
而在苏格兰跟媒体打交道则是另一回事了。
1974年在东斯特灵郡，我所需要做的无非是跟一名来自《福尔柯克先驱报》的年轻记者谈话，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仅有约40，000份。
而阿伯丁队的体育场甚至连一间专用的新闻发布室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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