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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鸟轮流负责领头飞翔和断后，如果哪只鸟受伤了，就会有另外两只离队照顾它。
我并非要求他们飞翔数千英里，我只是要求他们踢38场足球比赛。
确保让球员们明白自己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
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脆弱的人类，而且我们都会发出一些无意识的信息。
如果我没有计划让某位球员在一场比赛中出场，我会想方设法解释清楚原因。
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再受到我的青睐，我正在寻找替代他们的人。
我会轻轻地安抚他们并对他们做出保证。
有时，我让他们休息是为了应付更为重要的比赛。
我煞费苦心地向他们解释大局观——整个赛季远远比某一场比赛重要，而我们需要计划赢得每一场比赛。
在规模更大的欧洲赛事中，我们通常会带领24名球员去比赛，而我则需要向那13位不在首发阵容中的球员做出解释。
我需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球队的一部分，而最终赢得冠军的是整支球队，而非某一场比赛的首发球员。
能够跟几位教练组成员和球员们进行谈话当然最好，但是在一大群人面前讲话则是另一码事了。
随着你取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开始关注你说的话了。
在我当教练之初从未想过自己需要对75，000人讲话，更不要说电视机前的数百万球迷了——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时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在别人面前讲话时会觉得心惊胆战。
不知为什么，这却从未困扰过我。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会组织别人，而我早就习惯了各种类型的公共演讲，但是我从未奢求自己能够给出哪怕是一次丘吉尔式的演讲或是葛底斯堡演说。
在我年轻时曾经担任过工会代表，后来我经营了两家酒吧，因此也不得不经常对顾客们讲些什么。
这些当然都不需要什么演讲技巧，但是我认为这些经历正是我不会紧张的原因，相比之下，很多人会为站起来对公众做演讲而紧张不已。
一直以来，我都对那些技艺精湛的公共演讲者感到好奇，他们对语言的掌握使得其能够用强有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格兰，每个人都会关注工会领袖吉米·里德（JimmyReid），他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者。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他确实懂得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他是最后一位优秀的政治演说家——无论是在布朗船厂的船坞里，还是在较为安静的场合。
2010年在戈万的老教区教堂他的葬礼上，我发表了讲话，我记得当时自己说我的教育经历是由足球组成的，而吉米·里德则是在戈万的图书馆中受到的教育，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话。
1971年当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他为了发动学生们抵御激烈的竞争所做的演讲在《纽约时报》上完整地刊登了出来，并将此次演讲评为继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最伟大的演讲。
当纳尔逊·曼德拉2000年在摩纳哥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晚宴上致辞时，你甚至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
他的讲话并不长，但是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的讲话是那么有力，那么有风度。
我的好伙伴休·麦吉尔温尼并非政客，但是他也许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体育作家，他对语言的掌握堪称炉火纯青。
我可以听他讲一整天的话，因为他的讲话总是段落分明。
我并非试图能够像里德、曼德拉或是麦吉尔温尼那样运用语言，但是作为一名足球教练，我经常需要在公众面前讲话，有时面对的是座无虚席的体育场。
对一小群人讲话是为大场合演讲很好的锻炼，因为原则是一样的。
你需要知道自己想说什么，需要思考如何传达信息，同时你需要始终控制你的听众。
如果一个人有信仰，那么他就能找到表达自己信仰的辞藻。
我从不会逐字逐句地去念手稿，也从不会使用讲词提示器。
我认为对自己想说的内容进行规划，在脑海中明确自己需要强调的几个点，保持自己思路的连贯性，这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喜欢即兴发挥，尤其是跟足球相关的话题。
通常这招是很管用的，当然偶尔也有不奏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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