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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之处在于，无论是哪个领域，很少有公司能够顺利完成管理继承。
其中最好的例子也只不过是那些不那么糟糕的公司。
在诸如大型石油公司、航空公司、酒店业或大型销售品牌中，领导层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完成隐形的变更，因为产品目录、原有客户或是长期投资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在技术领域则不尽然，很少有公司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全新的市场机遇。
在足球界更是如此，球队领导的变更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会很快被公之于众。
正如硅谷中各公司的雇员和股东们会猜测掌舵者的变更蕴含着怎样的意味，曼联队的球迷们在亚历克斯爵士宣布退休时也纷纷做出了猜测。
英国媒体对于老特拉福德球场守护者的变更以及埃弗顿的大卫·莫耶斯（或者后来的路易斯·范加尔）的到来进行了报道，其报道强度堪比新政府上台、皇室成员的标志性事件或是国葬时的报道。
然而，曼联队2013—2014赛季初上场的球员几乎与89天前亚历克斯爵士退休前最后一场比赛的阵容相差无几。
曼联的追随者如果知道硅谷中领导层的变更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他们或许会感到慰藉。
比如说雅虎，在创立的最初12年里拥有2名首席执行官，而在其后的8年里更换了6位首席执行官。
惠普公司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1939年至1978年由其创始人领导，但是在过去的16年里却出现了7名首席执行官。
正如我所写到的，Twitter的董事会正在为自己寻找第四任首席执行官——一个并不值得羡慕的任务，并且在公司的历史还不到10年时已经考虑将其卖出。
在硅谷中，我能够记起来的唯一的在经历了首席执行官的变更还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公司，只有英特尔（在其最开始的30年中）。
这里面有其特殊的原因。
英特尔最初的3位首席执行官正是1968年英特尔成立时一起合作的三人组，其中第三位是硅谷中我最崇拜的安迪·葛洛夫。
英特尔的立业精神并未被以下因素削弱：官僚、首席财务官、维权股东、喜欢干涉的股东，或者，最重要的是那些并不是很了解公司产品并且也没有根深蒂固的主人翁意识的领导者。
所有的伟大领袖都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性格特征，无论是英特尔最初的三代首席执行官，还是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
这是一种极少数领导者才拥有的特质，也很少有管理书籍对其进行单独描述。
事实上，作为局外人往往更容易发现这种冲动，而对于亚历克斯爵士而言，我是从我们之间的谈话和构成本书骨干的多场球赛中发现这一点的。
伟大的领导者始终都在竞争，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追求完美这一想法本身在竞争。
无论他们打破了多少销售纪录，击败了多少竞争者，或是引入了多少令人振奋的产品，总会有一个更伟大、更完美的成功在召唤着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伟大永远都不是终点。
在退休之际，不喜欢多愁善感的亚历克斯爵士非常明智地享受着此生获得的胜利并且从自己的成就中获得了满足，而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那些失之交臂的奖杯之中。
对于职业体育界最为成功的领导者，他为曼彻斯特联队带来的38座冠军奖杯，包括1999年曼联赢得三冠王时夺得的奖杯，堪称旅途上的里程碑，而这旅途拥有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终极目标，那就是诱人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
旧金山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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