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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用于我们自身的内部投资合作关系，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任何追求最高水平的公司和机构都为之困扰的组织上的挑战。
和其他集团一样，我们也需要面对如下问题：招聘、团队建设、制定标准、灵感和动机的问题、避免自满、新来的竞争者、不断地更新自我以及淘汰表现不佳的人。
第二类则是面向我们投资的公司。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那些30多岁的天才企业家的第一个重要的业务伙伴，而他们制订的计划有时会让整个行业都天翻地覆。
在第一种情况下，经历了内部争辩和施压之后，我们总能运用相关的经验。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是小股东，创办和运营这些公司的都是绝顶聪明、极富想象力和内驱力的人，有时他们的感情很脆弱并且喜怒无常。
这时我们需要通过劝导、激励、合理建议以及好脾气去帮助他们做事、决策，这方面的智慧可能不会很快显现出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公司对现存行业的破坏程度会超过硅谷，而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来到了这里。
在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科技公司诞生，它们中的大多数或是破产或是被其他公司兼并。
如果说硅谷中注册公司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跟中国的公司比起来，仅从数量上就相形见绌了。
中国的变化速度令西方国家望尘莫及，在诸如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等行业中，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崛起，在日常消费者更熟悉的技术行业，情况也是如此。
曼联、拜仁慕尼黑、皇家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足球界，而在硅谷能够像这些球队一样伟大的公司少得超出你的想象。
在过去的40年里，科技巨头的清单上名字少得可怜。
在我看来，能有此资格的公司有：苹果、思科、甲骨文、谷歌、Facebook、英特尔、微软、亚马逊、高通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虽然最后4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西雅图、圣地亚哥和中国，而不是在硅谷）。
任何一位学过商业、管理或经济学的学生都知道，只有很少的集团能够长盛不衰。
试想一下商业街两旁曾经林立的餐厅、酒店、酒吧、面包店和玩具店，那里曾经客似云来，但随着其标准的下滑或是大众品位的改变，这些店也都垮了台。
在企业界也是如此，快速查看一下美国的道琼斯30指数就能看到时代的变迁。
在1976年存在于道琼斯指数的公司中，如今仅有7家幸存下来。
一些企业如轧钢厂和造船厂已经被海外竞争所击垮；零售公司如西尔斯则太过于依赖自己的传统；同时曾经那些涉及不同领域的强势的公司——报纸、电影院、电视电台广播、广告、房地产经纪、印刷业，也都已经被科技进步所颠覆、改造或是吞噬了。
当然也有很多公司是因为其领导者的错误决断而衰败的，这些领导者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最终被自己的无能和虚荣所击败。
对于像红杉资本这样的公司来说，对这种兴衰的循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的业务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与其他行业相比，技术领域的领导失败是更不容宽恕的，因为一次突然的根本性变化可以很快让一个年轻的公司占据显著地位，同时为该行业的领导者带来麻烦。
技术世界的地板上遍布曾经叱咤风云者的尸体，那些公司曾经不会犯任何错误：迪吉多、康柏、通用数据、克雷计算机公司、硅谷图形、莲花公司、仁科、蓝威龙、太阳微系统公司、王安电脑公司、希柏系统软件有限公司、黑莓、诺基亚——不胜枚举。
在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取得各种成就面前，一些国有企业的脆弱和守旧的特点变得越发明显。
比如联想和华为，在过去的20年里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如今已经能够从它们的美国竞争者手中分一杯羹。
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了解是怎样的领导特征把那些所谓的“学院”
公司和真正的巨头区分开来的，特别是我一直感觉伟大的领导者和出色的管理者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
精明娴熟的管理者可以装一卡车，但是领导者却是最稀有的商品。
下面就是我从一位领导者身上学到的——他经常会穿着一件印有“AF”
首字母的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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