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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美好的空气”
。
黎媛曾在书中读到，这不仅是因为那里宜人的海洋性气候，更源于一个流传数百年的美丽传说：早期的西班牙航海家登陆时，看到了当地原住民为圣母玛丽亚建造的一座小教堂，清新宁静的环境让人倍感舒爽，故而得名。
而阿根廷的母亲河——拉普拉塔河（riodepta），“普拉塔”
在西班牙语中意为“银子”
，这片河流滋养的广阔冲积平原，也因此得名“拉普拉塔平原”
（后被阿根廷人更自豪地称为广袤无垠的“潘帕斯草原”
）。
潘帕斯草原的丰饶，曾经是阿根廷引以为傲的财富源泉，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
。
几个世纪的沧桑巨变，这块土地已成为欧洲白人（主要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后裔）、非洲黑人奴隶后裔以及美洲原住民（主要是马普切人等印第安人）血脉、文化碰撞融合的熔炉，衍生出异常复杂而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身份认同。
正是这种交织着移民血泪、奋斗与融合的历史土壤，才能孕育出像《马丁·菲耶罗》（artfierro）这样的民族史诗。
这部被誉为阿根廷文学圣经的史诗，讲述了一个名叫马丁·菲耶罗的高乔人的跌宕人生。
高乔人（gaucho），这个称谓本身就极具特色和浪漫色彩，它广义指代那些活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骑马术精湛、浪迹于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南部大草原的骑手们。
，！
他们并非以国籍严格界定，更像是一个基于共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独特族群。
在史诗描绘下，他们自由不羁、勇武剽悍、重情重义，但又不得不面对白人文明扩张带来的社会巨变，内心充满了深刻的漂泊感和对传统生活方式行将消逝的悲哀与抗争。
《马丁·菲耶罗》深深打动黎媛之处，不仅在于其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更在于它独特的文学魅力。
不同于欧洲古老的《埃达》或荷马史诗，《马丁·菲耶罗》诞生于相对晚近的十九世纪后期（1872年由何塞·埃尔南德斯创作）。
它虽是长篇韵文，却巧妙地融入了大量阿根廷本土的市井俚语、口语气息，使整部作品散发出粗粝、鲜活、野性的生命力，充满了草原上特有的泥土和烈酒的味道。
那些原本用于民间歌谣的手法、幽默、比喻乃至脏话，被诗人巧妙地提炼升华，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美学。
黎媛在图书馆啃读这部史诗（她曾试图找原版西班牙语版，难度太大，只好看优秀译本）时，每每被其中直白到近乎野性、却又饱含深刻哲理和深情的语言所震撼。
菲耶罗的悲剧命运，他对不公的反抗，对故土的眷恋，对战友的情谊，以及对个人尊严的执着守护，无不透着一股浓烈的草根英雄气息，一种南美版的“侠骨柔肠”
。
让她记忆最为深刻、时常回想起来的，是史诗结尾的片段。
经历漫长流离和战斗后，故事似乎走向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菲耶罗终于找到了他失散多年、已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
按照任何文化传统中的团圆戏码，此刻应是父慈子孝、相拥而泣、回归家庭的温馨画面。
然而，《马丁·菲耶罗》却给出了一个出人意表却又震撼人心的结尾：父子三人在一个小酒馆里开怀畅饮，一叙离愁别绪后，当黎明的曙光初现，他们竟然没有选择一同归家，而是相互郑重地道别，然后再次翻身上马，各自朝着心中认定的方向，头也不回地再次策马扬鞭，奔向潘帕斯草原那望不到尽头的苍茫远方！
那份近乎冷漠的决绝，那份根植于高乔人血液深处的、对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无限神往，以及面对命运巨变时那种既无奈又坦然接受的强悍生命力，深深地震撼并吸引了当初的黎媛。
那是一种何等的粗犷自由、何等的悲怆浪漫？画面感直击心灵，带着烈马的嘶鸣和草原的风声，扑面而来！
整部史诗，无疑是南美大陆民族精神觉醒的一座巍峨丰碑。
而在现代文化的光谱上，让黎媛心折不已的则是另一个阿根廷的传奇女性——艾薇塔·贝隆。
透过adonna主演的电影《贝隆夫人》，那华丽而哀伤的镜头，那个从社会最底层卑贱的私生女舞女，凭借惊人的美貌、无匹的魅力、对权力的深刻理解以及（至少在当时看来）对底层人民真诚的爱护，一路攀爬至阿根廷第一夫人的权力巅峰。
她在国家电台的激情演说，她在穷苦人群中的亲切慰问，她对慈善事业的倾力投入，都构成了一段段极富戏剧性和争议性的人生传奇。
然而，电影最终聚焦于她那昙花一现的璀璨辉煌和骤然凋零的巨大悲剧——年仅三十三岁就因癌症香消玉殒。
贝隆夫人曾哀叹过“永远也不会被理解”
。
在黎媛看来，这份悲哀或许源于她极其复杂矛盾的身份。
渴望脱离不堪的过去却被历史时时提及；身处高位却难掩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面对权贵阶层时的不信任甚至憎恨，与面对“无衫者”
（descaisados）时的真诚泪水和拥抱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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