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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
谁知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一晤”
。
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
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超拔的能力。
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
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
见到过中央音乐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
，目睹了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沪上顾圣婴的死讯。
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
多年后才在一个材料上看到事情的大体经过：1967年1月31日，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上海交响乐团的“造反派”
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上海交响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打她耳光，揪她的头发，强迫她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
。
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的水晶般的纯粹是染不得一点儿纤尘的。
读了这本纪念顾圣婴的书，这点我们绝对相信。
很多认识顾圣婴的人在纪念文章里对那个年代进行了谴责，对钢琴诗人的意外死亡表示惋惜。
死亡纵有千番面孔，死亡纵有万种理解，我们却总在考量着值得与不值得。
其实这也不是死者的问题，而是死亡留给生者的困惑。
一个女钢琴家的弃世，今天看来，也许是正当其时。
想想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批出色的钢琴家，刘诗昆，李名强，殷承宗，鲍蕙荞，在经历了那个黑暗年代以后，哪个找回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他们的艺术生命在风暴来临的那天就宣告结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世界被粗暴地卷入一种在其中不再有任何持存性的运动之中时，对人或终有一死者的需要而言，世界就变得非人性化和不宜居住了。”
（阿伦特语）既然是非人的世界，不宜居住，走便是了，一了百了。
苟延残喘也是活受罪，就像明朝的李贽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说的那样：“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
自杀不是怯懦，亦不是因为抗争失败。
有时候，自杀往往成为最后的抗争，更何况是一家三口的集体行为。
顾圣婴之死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虽然只是她一生唯一的抗争。
离开愚园路，不知不觉竟到了上海交响乐团的门口。
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
上前打问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回答你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
就在顾圣婴诞辰的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纪念室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
在黑暗的年代里，尚且有殷承宗那样难得的“私密的温暖”
，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幸福指数”
似乎远远高于当年，人与人之间难道就不需要挨得更近些？让开启人性的光亮更多些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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