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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章虽然不到五分钟，却有史诗般的气魄。
爆发的乐队全奏和锤击般的钢琴，使那个气度恢宏、追求骑士品格的波兰民族跃然纸上。
速度稍缓的小号嘹亮中带着狂野，那是跃马横刀的厮杀，是悲壮豪情的英雄。
而结束的仍是单簧管那哀恸的挽歌。
最动人心魄的是三乐章两分多钟的波尔卡。
在肖邦等以往波兰作曲家乃至西欧作曲家笔下的波尔卡多是乡间情境的小场面，欢快热闹、闲淡幽默是其主要品格。
而戈莱斯基把波尔卡写成了波兰民族的狂欢之舞，那种无拘无束像是神魔附体一般，粗糙的、戏谑的、尖锐刺耳的、哄然大笑的应有尽有。
所有的不和谐声音组成了一个最为和谐的生命的赞歌。
在这一瞬间，没有灾难，没有瘟疫，没有战争，没有宗教。
一切是那么短暂，欢歌笑语突然间消逝得无影无踪，第四乐章在人们心中唤起的仍然是圣徒般沉寂的永恒。
戈莱斯基把生之悲苦与欢乐用看似矛盾的修辞法统一到一部作品中，在最为庄严的神圣中注入狂野的充满活力的世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来之笔。
也许他在一个普通妇人的悲哀中看到了人类的悲哀，在现实的悲哀中看到了历史的悲哀，在大雅大俗、压抑与狂放的对比中，让人们对失却纯朴与天真的20世纪的世纪末进行批判与反思，从而更加珍爱那幸福甜美、**真情的波尔卡时光。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前卫作曲家把音乐创作看作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自足完满，用约翰·凯奇的话说，现代作曲家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各种意图打交道，追求超然物外，因而拒绝与听者交流。
于是各种试验音乐大行其道。
戈莱斯基也曾用序列音乐写过许多作品，但在《第三交响曲》之前，他的作品很少走出国界。
一方面是由于卢托和潘德雷斯基的名声压过了他，一方面则由于他疏于与外界沟通，常年隐于他的家乡波兰南部的卡托维茨悉心创作。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过于前卫的音乐技巧难以让听者接受。
当年《第三交响曲》之所以在欧美古典音乐畅销排行榜连续六周名列榜首，甚至在流行排行榜的角逐中与麦克尔·杰克逊的《危险》、恩雅的《凯尔特人》共同进入前六名，正在于他以回归调性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怀，从而深深打动了每个听众。
戈莱斯基和东欧其他一些现代作曲家的创作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音乐的创作方向究竟为何？是关在书斋和试验室里与世隔绝地闭门思过，还是尝试一些多元的可能性？
戈莱斯基应该是现代音乐创作的一个典范：他植根于波兰本土，同时把目光投向着整个人类；他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关怀着世俗的每一个生灵；他承担着不可解脱的历史使命，表达着对当代重大事件的情感；他使优秀的波兰与立陶宛民间谣曲与罗马天主教音乐遗产相互融合，又把普罗科菲耶夫、梅西安、斯特拉文斯基和韦伯恩的现代音乐语言注入自己的风格；他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和语言；块状音色与近乎静态的节奏与和声平面，表达着一种睿智与内省的神秘主义幻想；狂野的重复乐句和粗犷的不和谐和弦，被行进中的突然休止强化了表现的张力；沉思冥想、庄严凝重与强烈冲击、欢快滑稽对立风格的出色运用，使作品平添了一种内蕴丰厚的磅礴大气。
有两张他的照片特别吸引我，一张是戈莱斯基在他的家乡卡托维茨的工作室中，墙上挂满了民族性与宗教性极强的各种饰物。
另一张是戈莱斯基两首弦乐四重奏的封面：背景中的教堂前一片瓦砾，两个修女面对战争的残酷破坏默默伫立。
虽然我们看不到修女的面部，但其表情是不言而喻的。
戈莱斯基一定看到了她们的眼睛、她们的心灵，因为他是她们中的一分子，他要说的话都在他的四重奏中。
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兰当代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得奖理由恰恰可以用来褒奖戈莱斯基：“他以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激烈冲突中的**状态。”
他有许多声乐作品是用波兰文写的，只有在民族文化遗产的承传中，他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正如米沃什在谈到波兰文和波兰文学时所说的，“这是一种与先人血脉相连而自成一格的神秘情谊，其中的哭泣与欢笑、悲怆与嘲讽，都在同一步调下共存。
在21世纪，一如先前一样，这种隐约的历史走向，依旧在艰苦的磨练下忠实地伴随着这个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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