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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那么作家法捷耶夫等人并非患有政治幼稚病。
与音乐会现场的大多数人不同，法捷耶夫在现场感受到的是无可挽回的悲剧感，而非对统治者的礼赞。
还有一个我亲历亲见的证明。
苏联文化部交响乐团指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97年秋天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和中央乐团老指挥李德伦先生的谈话，当时我也在场。
谈话间，我请李德伦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苏联音乐界对老肖第五交响曲结尾到底怎么理解、怎么处理。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说，多数西方的指挥家不懂作曲家的本意，他们的速度往往过快，结尾过于辉煌，其实最后的全奏应该是放慢而不是加快速度，因为这不是胜利的凯旋，而是具有讽刺的意味。
懂俄文的人都知道，那个延长音等于拖着长腔在说“呀—呀—呀”
（这个发音意思是俄语中的“我—我—我”
），那个时代流行打官腔说空话，“我—我—我”
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嘛。
在场的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分明有调侃和揶揄在其中。
也许齐泽克不了解这些创作上的隐喻，那么他说这个歧义不可能存在显然是武断的。
说什么“赎回了政治怜悯”
之类的话，至少是对作曲家的无礼。
至于说从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讽刺家和实验者转变为一位回归传统形式的史诗音乐悲剧家，我以为这恰恰是20世纪音乐史不幸中的万幸。
比起讽刺家和实验者，这个世界更缺乏悲剧性的史诗作曲家，缺乏残破心灵的冷酷的记录者，更何况在老肖后期的作品中，揶揄和反讽的意味有增无减。
再来说怎样理解老肖的《第八弦乐四重奏》。
先看齐泽克的说法：
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并非蔑视集权主义政权的英雄般的宣言，而是对他本人懦弱和机会主义的绝望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艺术人格在于，他在自己的音乐作品中完完全全地清晰表达了他内心的躁动、混杂的绝望、忧郁无生气、徒劳的愤怒的爆发，甚至自我仇恨，而不是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地下英雄。
肖斯塔科维奇在创作那部非常著名的第八弦乐四重奏时，终于屈服于压力，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使他绝望得几乎要自杀的妥协。
以上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个精神崩溃的人创造的音乐，如果曾有过这么一个人的话。
引文之所以不厌其烦，是因为有话要说清楚。
开首的定论就是虚拟的，只要听过这些弦乐四重奏，就不会有人把作曲家的这些内化的作品当作地下英雄的宣言，齐泽克若是仔细听过这些内心独白的话，也不会产生上述的说法。
至于老肖怯懦的性格一般都不否认，这种性格和心理层面的特点被带进他的四重奏也并不奇怪。
但把类似“机会主义”
这样的政治性的字眼带到音乐评论中来我很不赞成，因为很难把作品解释清楚。
至于说作曲家写《第八弦乐四重奏》时是屈服于政治，从而得出作品是“绝望得几乎要自杀的”
妥协产物，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起码时间上是不对的。
1960年对老肖的确是个极特殊的年份，担任俄罗斯作曲联盟的领导后，有关方面一直企图把他拉入党内。
当初三番五次批判过他的人，此番要利用他的声望，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迫于压力，肖斯塔科维奇最终屈服了（当然也有人选择拒绝，比他小一辈的作曲家施尼特凯就顶住了压力）。
面对如此的“屈辱”
，很有些音乐家表示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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