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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尼特克的手里，变形的主题东倒西歪，一副任性而恣意的样子，音乐形象的怪诞到了滑稽的地步，表现出他对社会的尖刻讽刺。
无论是对文化的还是社会的末日审判，无论是对恶人还是恶神的审判，该来的迟早会来的。
暴力的管风琴回光返照，戛然而止。
遥远的地平线钟声飘**，是看不见的召唤。
所有支离破碎的音乐片段都难以重新收拾，就像山河与家园的破败难以复原。
精心构建的音乐乱局终于收场了。
乐队队员纷纷退场，指挥退场，只留下两把小提琴形单影只。
似曾相识的钟声再次响起，刺耳的小号，各行其是的声部噪声纷沓至来。
出乎意料的是，全体乐队以斩钉截铁的齐奏收尾，气势非凡。
施尼特克的暗示复杂而迷乱，听过的人只好自索答案。
[1]1974年，一个寒冷的二月清晨，指挥家杰纳迪·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尔基市（现在改回旧名，诺夫哥罗德）。
该工业中心位于首都以北450公里处，如今以曾为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流放地而知名，同时也作为施尼特克音乐的首次凯旋之地，被人铭记。
次日晚上，莫斯科至高尔基市的通宵夜车上挤满了音乐家。
不同寻常的是，其中一些人以前从未演奏过“严肃”
音乐。
爵士大乐队“旋律”
在流行界十分活跃，由萨克斯演奏家乔治·加拉尼安领队，受邀参加施尼特克交响曲的首演，爵士钢琴家列昂尼德·奇日柯也随行前往。
作曲家、演奏家和评论家们涌向高尔基市——只是为了聆听音乐会，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在首都上演的。
施尼特克的交响曲未能获得在首都演出的许可，并不令人惊讶（它还要等上12年才迎来莫斯科首演）。
高尔基市的危险较小，不会招惹苏联文化部官员的瞩目。
此外，该市不向外国游客开放，西方报刊的评论者压根无缘出席演出。
尽管是这样，作曲家要上演交响曲，还是要获得书面许可，需提请两人中任一人批准：吉洪·赫连尼科夫（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或是罗季昂·谢德林（俄罗斯作曲家联盟领导）。
他俩负责审核音乐新作是否适合公众，有无反苏宣传或“形式主义”
路线。
对施尼特克而言，去找赫连尼科夫，不仅丢脸，而且荒唐，那家伙臭名昭著，支持日丹诺夫在1948年的大批判，一直是个顽固保守派。
于是作曲家去找谢德林，给他看了总谱，相对较快地获得了批准。
这有点令人意外，谢德林虽说是个天才作曲家，人很聪明，但处世谨慎，不轻易决断。
他总在自己的偏爱和官位之间小心平衡。
但话说回来，在这件事上，他明确表明自己喜欢这首交响曲，并在必要文件上签了字。
说实话，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个勇敢之举，那10年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光辉顶峰”
，一个禁令、官僚和白痴盛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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