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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小鸟啊，小鸟”
，类似中国诗经时代的比兴手法，见物思亲，连类取譬，四句一段的叙事方式，娓娓唱来并不煽情，虽不知“小鸟”
的故事如何展开，听着听着，不禁悲从中来。
“妈妈，亲爱的妈妈”
只有短短不到两分钟，淡淡的忧伤，岁月的无奈，渴念之情尽在不言中。
还有拖着长腔的男声合唱、不加修饰的“农民腔调”
就好比部落的史诗，语言不通但曲通人心，不堪回首的往事顺着歌声的泪水打湿天下所有伤痕累累的心。
第三，就是民歌的包容性。
在民族音乐复兴的运动中涌现出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有的团体在欧洲北美已经很有名气。
他们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博采众长，将爵士、吉卜赛传统音乐、吉卜赛餐馆音乐、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声乐熔于一炉，从悲剧性的民谣到热烈的舞蹈都表现出摄人魂魄的感染力，难怪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这些对于正在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们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在匈牙利曾经销声匿迹，至少是被边缘化了。
当东方的中国开始在“**”
中“破四旧”
，“砸烂封资修”
的文化遗产时，热爱音乐的匈牙利人却悄悄地追随巴托克和柯达伊的脚印，再次到特兰西瓦尼亚去采风，先是在60年代掀起复兴民族音乐的风潮，继而在1972年又一次“返璞归真”
，在舞蹈屋（DanceHouse）音乐运动等的推动下，引导城镇的年轻人去了解乡村舞蹈音乐，去感受它们的天然、粗糙与淳厚。
那以后，一个活跃的民族音乐景象开始形成，并蔚然成风。
20世纪60年代的“舞蹈屋”
音乐运动让我们看到，底层的珍珠依然闪亮，世界各地的音乐会曲目上，巴托克的名字依然赫然在目，这些都是匈牙利音乐人的骄傲。
而21世纪的匈牙利还能不能有巴托克那样的大师诞生呢？晚一辈的乔治·利盖蒂（Ligeti，1923—2006）虽然是巴托克之后最重要的匈牙利作曲家，但1956年之后他就去国离乡到奥地利和德国定居了。
他的“先锋”
音乐语汇固然极有特色，《大气层》（Atmospheres，1961）发展了音块作曲手法，标志着新音乐在技术上和美学上的一个转折点，确立了他作为欧洲先锋派音乐主要作曲家的地位，但已经很难辨析出他祖先的音乐痕迹了。
这两张唱片没有他的曲目，甚至连名字也没有提到，原因也许就在此吧。
作为一个悲情的民族，匈牙利一直在不断确认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
巴托克时期匈牙利知识界的许多名人都有外国姓氏，后来为了民族的自尊，很多匈牙利人放弃了过去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身份，而选择以“马扎尔人”
来称呼自己。
为了彰显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在“后巴托克时代”
，他们继续寻找着自己的文化代言人。
虽然古典音乐的承传着实让匈牙利人困惑，但至少应该赞赏他们的做法，不要小看了小小的两张唱片，那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立场。
他们选择音乐作为国家、民族的文化代言，多少表明他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面向未来的气魄。
仅此一点，亦足以让中国音乐界的各类英雄豪杰自愧弗如、扪心自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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