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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老肖学生的作曲家古拜杜丽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知道了这消息后，都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到非常失望，因为20世纪60年代已经不是令人发指的斯大林时代，而是赫鲁晓夫的“解冻”
时期。
为什么要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肖斯塔科维奇的好友格里克曼在《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中详细地阐述了事件的经过：当时党组织对他的确施加了粗暴的压力。
老肖并没有参加党的会议，而是跑到列宁格勒躲在姐姐家里。
他哭着对格里克曼说：“他们早就追踪着我……”
“投降”
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入党后不久他摔坏了腿，格里克曼去医院看他时，他说：“可能我有罪孽，所以上帝惩罚了我，比如说我入了党。”
和齐泽克一样，西方有的研究者中也认为是作曲家违心地被迫入党，从而造成精神上极度压抑和沮丧才创作了《第八弦乐四重奏》。
客观地说，逼迫他入党的事情对其创作必然会构成压力，但不应该把两个事情的前后时间弄混了。
准确地说，老肖入党的时间是1960年9月14日，而第八弦乐四重奏却是写在之前的7月。
至少这可以撇清所谓因为入党之后的纠结而写了《第八弦乐四重奏》。
作曲家在《第八弦乐四重奏》的标题下写道，“献给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受难者”
，但今天的人们早已经知道，这和去东德的德累斯顿创作的电影音乐《五天五夜》毫无关系。
当时苏联当局大力宣传这部作品（它在苏联被称为《德累斯顿四重奏》），将其在全球媒体面前置于与作曲家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同等的地位。
无疑，他们都被曲子的副标题骗过了。
《新肖斯塔科维奇》一书的作者伊安·麦克居纳德证明，作曲家1960年的德累斯顿之旅并不是他的处女之行，早在1950年他就到过那里了。
真相于1992年昭然于天下，列夫·列伯丁斯基在一份俄国报纸（1990年12月的肖斯塔科维奇协会时事通讯）上揭示，《第八弦乐四重奏》充斥着自杀倾向的音乐组合，作曲家曾经向友人透露他的自杀企图，想把这部四重奏当成他的遗作。
列伯丁斯基写道，“这部作品如同是一份昭告世人的肖氏死亡原因说明书”
。
此外，老肖写给好友格里克曼的信中也道出了同样的动因。
信中这样写道：
无论我多么想静下心来完成为电影谱写音乐的任务，可眼下却难以做到，代替电影音乐的，是我谱写的一首大概谁都不需要、也不太理想的四重奏。
有时我想，如果我在某时一命呜呼，未必有人能专门作曲来寄托对我的哀思。
因此，我决定自己为自己先写这么一首乐曲，甚至可以在封面上写道，“为纪念这首四重奏的作者而作”
。
是什么干扰了作曲家的电影音乐创作？为什么他要写一首谁也不需要的作品？1936年和1948年两次几乎要命的批评都没能让老肖“投降”
，冬去春来，怎么会突发奇想地要给自己立一个音乐墓志铭？这些都是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
当根据现存的有限文献无法解释的时候，人们只能依靠了解并聆听他的作品。
众所周知，这部特殊的作品，由于从头到尾贯穿了作曲家的姓氏的音名主题，按D、降E（S）、C和H这几个音符的顺序构成的组合贯穿全曲，早在1953年的第十交响曲中就用过这个主题。
然而在《第八弦乐四重奏》中，这个主题的用法却非常极端，它不仅贯穿乐曲始终，还衍生出一些性格各异的音乐插部，“像但丁那样，肖斯塔科维奇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篇篇从不同个人角度朝向地狱的窗口”
。
因此被认为是他的音乐自传。
还是在那封信中，作曲家阐明了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容：
这首四重奏的主题是我名字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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