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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
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
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
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
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
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
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
后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
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象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
了。
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
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
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
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
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跖：他“要忠实于主观”
，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
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
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
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
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
，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
，“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
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
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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